繆毅
個人簡介——
繆毅，一九九八年首批以賽馬會獎學金來港讀書的內地學生，原被復旦大學錄取，後選擇到香港城市大學就讀，畢業後至香港中文大學讀碩士。今在港為一間律師事務所工作。作為第一批以賽馬會獎學金來港就讀的內地生，他經歷了後來者難以想像的經歷：因受到兩地高校和民間的高度重視而倍感榮耀，卻也因內地身份證被註銷變成在兩地都是沒有身份的人而飽受艱辛。至於他克服重重困境奮鬥成功的經歷，則是一個真實的勵志故事。
接到香港城市大學面試通知的電話是在一九九八年夏日的一個傍晚，窗外雷聲震耳欲聾，卻也比不上這個電話帶給我的震動。一年前，我和所有內地的普通民眾一樣興高采烈地通過電視收看了香港回歸的直播節目，卻怎麼也想不到我會和香港發生如此緊密的聯繫，多年以後驀然回首，這個電話改變了我原來設想的人生軌跡，帶給我一段交織著驚奇、歡樂、痛苦、彷徨和奮鬥的青春。但在當時，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那時我剛剛收到上海復旦大學的入取通知書。復旦大學是我中學時代的理想學府。記得一九九五年我剛進入寧波效實中學時，讀了一本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獅城舌戰》，這本書記錄了一九九三年復旦大學辯論隊在新加坡取得國際大專辯論比賽冠軍的全過程。這本書讓我讀得如癡如醉、熱血沸騰，在書上寫了很多筆記和感想，參加高中班際辯論比賽時，更是把它作為教科書一般來鑽研。因為這個關係，我對復旦大學心神嚮往。經過高中三年的艱苦學習，取得復旦大學錄取通知書對我是一個夢想成真的結局，更是一個新夢想的開始，那段時間裡，我無比興奮地憧憬著《獅城舌戰》中描述的充滿熱血、知性和理想的復旦大學校園生活。
但是香港城市大學的面試通知讓我簡單快樂的新夢想變得複雜起來，如果選擇了香港城大，就只能放棄上海復旦，而當時我對香港城市大學幾乎一無所知。我懷著忐忑和新奇的心情參加了四家香港的大學在復旦校園舉行的情況介紹會。
情況介紹會在一個階梯教室進行，坐滿了學生和家長。主持會議的是復旦教務處的老師，我記得她是一位姓姜的年輕女老師，一上來介紹說她曾經去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工作過一段時間，那裡的校園很美麗，那裡的工作效率很高，老師很好。然後講了各大學的基本情況和政策安排，每名內地學生每年可獲得香港賽馬會提供的十萬港幣獎學金資助。之後是各大學與學生的見面交流會。香港城市大學招生見面會在一個只能容納二十多人的會議室裡進行，被家長和學生坐得滿滿的。香港城市大學派出的招生代表團很有意思，帶隊的是教務長虞哲奘教授，他一上來就用上海話說“阿拉是上海人”，代表團裡還有兩位老師也是上海人，甚至還曾在復旦大學任教，他們的現身說法頗有說服力，例如來自全球名校的師資力量，出色的學術表現，與國際接軌的教學理念和方式、世界一流的教學設施等，都令人心生嚮往。
會議間歇大家都討論得熱烈，家長們似乎比我們學生更加興奮，還拋出各種各樣的怪問題，記得有個家長甚至問“如果孩子生病了，學校會不會給孩子看病”，似乎這麼大的香港沒有醫院似的。還有人很陰謀論地問出了“會不會讓孩子做情報工作”之類的搞笑問題。我還記得老師們的臉上強忍著笑或哭笑不得的神情，一邊還是耐心解答問題。現在回想起來，因陌生而產生的那些莫名的擔憂恐懼或無端猜忌，對內地的人來講，真切得如此順理成章，而對熟悉香港、天天在這裡生活的人而言，卻又十分的令人懊惱和可笑。直到現在我還不時被內地的朋友問到香港街頭是否經常有黑社會混戰或能碰到演藝明星之類的話題，我猜自己臉上大概也是和當年城大老師一樣的神情吧。
一邊是與寧波風土人情相近的大上海和我心中的夢想學府，另一邊是看似熟悉（我是聽著港台流行音樂看金庸小說、香港警匪片武俠劇長大的一代）其實陌生的東方之珠和看起來很好卻從來沒聽說過的香港城市大學，大家的選擇各有不同，有些受邀請的同學在情況介紹會後就表示會選擇留在復旦大學，有些同學則對新的機會頗為興奮和堅決。記得那麼多學生裡有一位叫林立鳴也是寧波效實中學來的（後來他成了我在城大時代最要好的朋友），我記得他當時說：“我本來也打算去國外讀書的，既然有這個機會早點出去也會，以後申請去美國應該會方便一點。”我是一個相信內心直覺的人，雖然去與不去都能列出很好的理由，但我內心的第一個聲音告訴我，應該去的。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在寧波出生長大，沒怎麼出過遠門，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嚮往，“上大學”幾乎就是離家去外面闖蕩一番的同名詞，所以我在填報大學志願的時候幾乎沒有報過寧波本地的大學。當時我的概念裡，世界分兩部分，中國和國外。與上海相比，香港顯然是一個更“外面”更接近“外國”的世界（“九七”之後說香港是國外就政治不正確了，不過確實在香港的好多年裡，每每提到香港內地的差異，我們都還常常用“內地”來指稱內地），開闊眼界、經歷未知和想像之外的生活對我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而且全額獎學金不僅足夠支付學費（當時香港城市大學一年的學費是四萬多港幣），連在港的基本生活費也足夠解決了，這對我並不富裕的家庭也是很有幫助的。就這樣，我參加了香港城市大學組織的面試並被錄取就讀城大的公共及社會行政系。
初到香港的蜜月期
由於香港的大學本科學制是三年，根據城大和復旦之間的安排，我們留在復旦原來的學系中就讀一年，一九九九年八月才赴港作為新生就讀城大的一年級課程。由於是第一批赴港就讀本科學位的內地生，城大和復旦對我們都頗為照顧。復旦安排了一個廣東籍的老師給我們上了一學期的廣東話，復旦教務處的老師也經常召集我們開會關心我們學習和生活的情況；城大公共及社會行政系的老師也常給我寄來一些關於香港政治社會情況的學術刊物幫助我瞭解香港，系裡的莫家豪教授還在上海公幹的間歇抽時間來看我，當時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的院長陶黎寶華教授給我寄來賀卡，還讓英語系的祝建華教授在訪問復旦大學時順道看我。這一切都讓我感覺溫暖親切，也體會到我們是深受關注的一個群體，頗有“天之驕子”之感，也暗下決心要努力學習，不能給復旦丟臉，更不能讓城大失望。因此我在復旦的一年也特別認真努力，居然還取得了系裡的二等獎學金。那一年時間過得飛快，一九九九年八月下旬，我踏上了從上海南下香港的直通車，胸懷對復旦的美好回憶和欲在香港有所作為雄心壯志，但這種心態也為日後遭遇挫折的巨大落差埋下了伏筆。
初到香港的感覺十分美好。火車進入香港後的第一個驚奇發現是香港有如此多的山巒、樹林和大海，是一個現代與自然融合的美麗城市，並非原來我印象裡的鋼筋混凝土森林。我是個愛山愛海之人，雖然寧波也是一個海濱城市，但城區離海很遠，可以遊玩的海濱勝地最近也要到舟山了，而且東海的海水是黃色的，很不符合我心目中蔚藍大海的畫面，所以一看到香港的藍色海，我就興奮莫名。香港的海岸和沙灘，至今仍是我喜歡香港的重要理由之一。當火車沿著香港的地鐵線一站一站過去時，我的心情越來越緊張，馬上就要到這個已經想像了好久、之前只在電視電影裡見過的地方了，這個只和娛樂明星或警匪片關聯的地方，到底它的大學、老師、同學和普通民眾都是怎麼樣的呢？
這些緊張和疑慮一出火車站就煙消雲散了。城大派出了一個龐大的學生大使團在閘口迎接我們，每個內地同學由兩位香港的師兄師姐照顧，出口處一片歡聲笑語、嘰嘰喳喳。我提著行李一出閘門，就被一位師姐攔住，“請問你叫甚麼名字？”，“繆毅”，“啊，太好啦”，然後她衝著後面喊“繆毅在這裡”，人群中立刻有兩位師姐歡呼著衝出來，原來她們兩個是被指派“罩”我的，其中一位叫程嘉鈺，後來成了我十分要好的朋友。坐學校安排的大巴車一路嘰嘰喳喳到了學校宿舍，宿舍門口的保安也都笑容滿面，招呼周到，完全不像復旦學生宿舍門衛嚴防死守的嘴臉。進宿舍一看我被震驚了，單人間，酒店式裝修，還有冷氣！這個硬件差距太大了！我在復旦住的是六人宿舍，咯吱搖晃作響的高低床，沒冷氣，我因為只待一年所以連風扇也不捨得買，都熱怕了。相比之下城大宿舍簡直就是天堂，第二天下樓時在電梯裡碰到當時城市大學副校長高彥鳴教授問我城大與我想像中是否一樣時，我由衷地回答：“比我想像中要好很多！”可惜的是當時香港城市大學只有一棟小樓給留學生作為學生宿舍，本地學生都是不住學校的，因此也導致那時的城市大學沒有完整的大學校園生活和文化，這是我在城市大學留學生活的最大遺憾。多年後回首大學往事，我記得更多的是復旦宿舍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熄燈後的談心和唱歌、一起打飯、洗澡、宵夜、喝酒的暢快，室友失戀的眼淚、考前一起挑燈抱佛腳的深夜、甚至是搖著蒲扇在蚊帳裡打蚊子的情景，都是那麼有趣和溫情，而在城市大學單人宿舍的生活卻像是記憶中的一張白紙，一枚投入人生長河中的小石子，泛起最初的漣漪後即不見踪跡，我始知人生中珍貴的不是物質生活的優越，生活的情趣和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才是恆久回味的。
不是每個美夢都有美好回憶
我們初到香港時離開學還有三個星期，學校安排了很豐富的活動，例如廣東話課程、名勝遊覽、各種適應性課程等等，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開學了，挑戰開始接踵而至。最大的挫折來自於英文能力。開學前大學對我們進行了一個英文能力測試，以決定我們是否需要選修英語能力提高課程（香港的學生是根據其A-Level英語考試成績來決定是否需要選修的）。我們第一屆城大內地生的十九位同學中，十四位都通過測試而不需要再選修英文課，我是不幸的五位之一，從復旦過去的五位同學中，我是唯一要選修英文課的。我是爭強好勝愛面子的人，過去做慣了優等生，現在發現自己在內地生是中下游，在香港學生中也只是中游，當時很是沮喪，是我受到的第一個打擊。當時林立鳴安慰我說：“沒啥好難過的，英文能力不夠，不正好可以通過這些課程來幫助自己提高嘛。”我覺得沒錯，就決心再下苦功。
從小當運動員出身的我那股迎難而上的勁上來了，第一學期我就選修了自己最薄弱的英語聽力課。但代價巨大：期末考試不及格要重修！原來以為自己也就是中游，突然發現其實自己是下游困難生，這個事實對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大考驗，我為此灰暗了許久。好戲在後頭，重修完英語聽力課後，緊接著我就選修了同樣薄弱的英語口語課進行突破。於是最黑暗的時刻到了：口語課也亮起紅燈！當時內地生的整體情況是學術表現優異，很多內地同學成了系裡的尖子生，年年上“Dean's List”。而我連續兩門英文課不及格的情況，在當時的內地生中也許是絕無僅有的，可以用“奇恥大辱”來形容我的悲憤，用“無地自容”來形容我見到老師同學時的心情，用“灰頭土臉”來形容我的狀態。
那種灰暗的心情籠罩了我兩年多，直到我修完全部英文提高課程並終於把平均成績拉升到一級榮譽水準（First Class Honor）後，才稍稍緩解。中間付出的努力非常艱苦，承受的心理壓力極為巨大。後來我去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研究生面試時被問到連續兩門英文課不及格的經歷，我用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談努力提高英語的故事時，我才意識到，梅花香自苦寒來，沒有成功是理所當然天賦的，人要有點磨難才會成長。這個經歷在我後來自學法律參加國家司法考試時又重演了一次，此是後話。
我在大學時代最美好的回憶是代表香港城市大學參加校際的大專普通話辯論比賽。能像當年復旦大學辯論隊的偶像們那樣在大型比賽中書生意氣舌戰群儒，是一件讓我相當熱血沸騰的事情。第一屆比賽，香港城市大學的普通話辯論隊剛剛組建，沒甚麼經驗，初賽成績一勝兩負慘遭淘汰。第二屆比賽時我已經是大學最後一年，隊裡幾位高年級的同學因為要準備就業或升學都退出了。我還想著捲土重來，就去遊說要好的隊友呂煒一起留隊，呂煒幽默風趣，最擅長打二辯的位置，曾經說出“難道瘋牛病是我們吹牛吹出來的？”這樣的金句。我和他說：“我們有經驗，再奮鬥一次，一方面帶一帶隊中新人，另一方面如果爭取拿到冠軍，就能代表香港回上海參加全國的大專辯論比賽，光宗耀祖了！”呂煒顯然被我的最後一句話所蠱惑，欣然應允。我們對比賽極為投入，研究辯題、尋找論據、組織練習賽、找老師提煉辯論綱領都是隊友們分工合作完成。除三位辯手準備比賽外，當時我們的辯論隊隊長是二年級的劉士奕，組織領導能力很強，有的隊友負責模擬對方當陪練，有的負責資料收集，有的負責聯繫老師和後勤支援，閒時還搞了不少休閒娛樂活動，增進彼此的感情和凝聚力。讓我感動的是很多隊友並沒有上場的機會，但是完全無損他們全身心投入的熱情，讓我深深感到團隊的力量。有付出就有收穫，雖然小組賽第一場就輸給了香港科技大學，但我們咬牙連下兩城，挺進半決賽。冤家路窄，半決賽抽籤決定的對手又是香港科技大學，我們準備充分，臨場發揮也非常出色，終於反敗為勝，我自己還拿了當場比賽的最佳辯手獎。當比賽結果宣佈的那一刻，隊友們歡呼擁抱在一起，那種幸福暢快的感覺至今難忘。
關於“歧視”和身份認同
在香港的內地年輕人常常被兩地的朋友問起是否感覺被香港人歧視，在港的內地年輕人之間也會交流這樣的話題。每個人的經歷和感受各不相同。對於我而言，在於香港朋友相處的過程中，並沒有感覺過被歧視，反而比較受到照顧。譬如，我學會廣東話不僅是靠身邊香港朋友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奇腔怪調”廣東話的容忍，使我在學習廣東話的過程中毫無心理障礙；有一次代表系裡的足球隊踢比賽，我把對方一個隊員“放倒”了，對方用廣東話“問候”我，我沒聽懂還傻在那裡，班裡的兄弟們都衝上去了，讓我感覺很“集體”。
也許文化差異和港人對國情的陌生與否是造成“被歧視感”的原因之一。香港同學對內地的印象和我去香港前對香港的印象類似，都是符號化和片面的。不少同學是第一次接觸從內地過去的同齡人，自然會好奇地問這問那，也會問起內地文明程度落後或政治體制不自由這樣負面的問題，問起我們是不是黨員團員等等，有些措辭不小心的還會用“你們內地人如何如何”這樣的句式，這樣的問題被問得多了心裡確會覺得不爽，讓人感覺這些問題是對祖國母親和我們這個群體自身的攻擊，就像是自己的親人被外人責備著，雖然他們責備的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們的心裡防禦機制開始運作，蹦出“殖民心態，不識國情”、“香港不還得靠著內地才能發展，有啥了不起”這樣的論調進行防禦。其實，許多感觸是因陌生和誤解而起，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裡接觸到的香港青年人，多數是坦誠、謙遜和樂於助人的，並沒有自認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距離產生美，其實距離也產生醜與誤解，如果沒有在社會環境中長期生活過，靠著旅行時短暫的接觸，或媒體的報導，或道聽途說，對內地或對香港的理解都會傾向於符號化、片面化甚至妖魔化。聯繫到近年內地民眾和香港因為接觸增加以及在某些社會資源上的爭奪而產生對立情緒，我更加確信：唯有胸懷包容和理解，不以自己的標準或習慣去評價他人，才能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差異，互相理解和尊重。在這方面，兩地的媒體和社會話語權主導者，應該承擔起更深遠的社會責任。
另一種“被歧視”感的來源是在港內地人因“身份”問題在事業發展上受到的限制種種。雖然我在學校、老師和朋友的層面備受關照，但在人口與就業政策層面，可能因為我們是第一批赴港留學的內地本科生，無論是內地政府還是香港政府，對許多問題沒有考慮周全，或者是採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給我們帶來許多困擾。
首先是出行的不便。二零零零年暑假我在南京旅遊，晚上背著背囊在街上走了兩個多小時都找不到旅館接受我住宿，理由是我沒有身份證，而我唯一的身份證明“港澳通行證”別人都沒見過。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我又累又困，幾近絕望地在陌生的街頭徬徨，旅館的接待員工，有的同情但愛莫能助，有的冷冰冰投來懷疑的目光，有的善意地指導我說我是外賓身份，應該到有外事接待資格的星級酒店去投宿。可是我一個囊中羞澀的學生，怎麼住得起星級酒店，更何況明明是內地同胞，去外面讀個書而已，怎麼就成外賓了呢？後來終於在火車站附近那些三十元一晚的廉價民居住了下來，就是那種甚麼證件都不需出示的無證經營的“黑店”。躺在破爛的床上，被子看起來髒兮兮幾年沒洗，我不禁想起香港的學生宿舍，乾淨的被子、冷氣，唏噓不已。
身份問題不僅造成旅行不便，更影響到我們在香港的就業問題。第一，在校內地生不能在香港工作，這樣我們都失去了實習的機會，在香港這個極為關注工作經驗的就業市場上，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劣勢；第二，剛來香港讀書時並沒有針對內地生的留港工作政策，到我們快畢業時，香港才推出輸入內地專才計劃，但了解這些工作簽證政策的人很少，程序又繁瑣，一般的中小企業不太願意花這個時間和精力去辦理，內地生的就業渠道多數只能集中在有資源辦理工作簽證的大公司上。申請工作簽證時必須要解釋招聘內地生是因為本地人才實在無法勝任的情況下才不得已而為之的，其實香港人才輩出，剛畢業出來的內地生怎麼可能“強大”到具有本地人才無法勝任的能力？大家填表時不外乎寫一些瞭解國情、普通話好、善於與內地溝通之類的說辭以蒙混過關，雖然事實上並無受到刁難，但心中總是有疙瘩的；第三，當時我們的工作簽證是直接與僱主掛鈎的，如果離職，工作簽證就等於失效，要重新申請，這也讓我感覺受到束縛；第四，當時我們的學生簽證有效期只到畢業月份，除非在畢業之前找到工作獲得工作簽證，否則我們就只能捲鋪蓋走人，中間沒有緩衝的時間，就業的時間壓力很大，看著香港的同學畢業前夕策劃著畢業旅行的事情，我只有羨慕的份，就算找到工作，還要回老家處理這樣那樣的手續。畢業旅行？就只能在夢中想想了；第五，工作簽證每一兩年續簽一次，都要把流程重新走一遍，在大公司工作的可能還好一點，像我的公司雖然全球規模都不小，但香港的分支機構只是一個小小的銷售辦公據點，沒有強大的人力資源部門，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跑的，累得很。所以在香港的前幾年，我內心一直都有個身份的疑惑和失落：在香港我們顯然是“外地人”，處處受限；在內地，我們像是被踢出家門的棄兒，沒人認沒人管。
總體而言，香港政府和民眾在向內地專才開放就業市場的心態上似乎頗為矛盾，一方面認識到引進內地專才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利，另一方面又怕內地專才搶走本地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反映在人口和就業政策上就是不情不願、縮手縮腳，有些方面給內地人的待遇都不如外國人，經常是業界推著政府走。政策的發展導向是逐步“放鬆限制”，而不會採取積極吸引人才的政策，更與內地一些地方政府高舉優惠政策到處營銷本地就業環境廣納人才的進取風格差之千里。而且每次香港政府要放鬆人口就業政策，都會有輿論和利益團體擔心對本地就業市場的衝擊，這些當然與香港的整體經濟社會氛圍不佳、政府受到不同利益團體壓力以及香港的“小政府、不干預”傳統行政方式等的“港情”緊密相關，相比大力營銷吸引人才的積極作風的地方而言，香港人才政策給我的感覺是“既要我們，又防我們”這樣的尷尬局面。也讓我困擾：“到底香港歡迎我們嗎？”這毫無疑問阻礙了我對香港認同感的建立，即使現在我已經拿到了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身份不用再考慮工作簽證之類的問題，仍然會感慨心痛香港這個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在人才流動方面卻缺乏魄力、固步自封，錯失了許多發展良機。
所以，當在香港留足七年的時候，我沒經多少猶豫就申請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當時並沒有糾結過“香港人”或“內地人”這樣的身份定位問題，只想著可以保留“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又能從一個兩不管的“特殊公民”變成一個可以不用擔心工作簽證的普通香港市民。如果現在要問我“身份”認同的問題，雖然來香港已經十三年了，也喜歡香港的方方面面，但我的文化底色和情感認同還是“很內地”的。我交友廣泛，但講普通話的朋友居多，最能交心的也是講普通話的為主；愛人是和我一樣背景的內地生；我積極參與社會組織活動，最投入的組織前幾年是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近兩年則是在港的同鄉會組織例如浙江同鄉會青委、甬港聯誼會和寧波海曙（香港）聯誼會等。通過這些在港組織和平台，我逐步認識了很多要好的朋友，建立了自己的圈子和社會位置（不敢說社會地位）。這些因素都是我建立對香港認同和歸屬感的重要基石，也幫我建立了人在香港心與內地緊密聯繫的親近感，例如通過在香港的寧波幫組織，不僅有鄉音鄉情的共鳴，而且對寧波幫的輝煌成就和家鄉近年的發展有了很深的認識和自豪，與家鄉各級政府機構也建立起聯繫。近年來，我越發感覺雖離家千里卻越見親近。總結來說，在港的內地圈子幫我建立了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對祖國家鄉的熱愛，這個聽起來很悖論，但的確是事實。
從虛榮到失落——時代和人生的起伏
最初到香港的幾年裡，心裡還挺有一些虛榮的優越感，來源有三：一是口袋裡有錢了。剛離家出門時，父母給我每月五百人民幣的生活費，在當時的復旦同學中，應該算不多也不少，除了日常費用外，還能買不少書和去校外小餐廳和哥們“搓一頓”，但添置電腦這樣的物品是不敢奢望的。到香港後情況就改善了很多，因為有全額獎學金，不需要再從家裡拿錢，而且扣除學費和住宿費後，每月到手的生活費還有三千五百港幣，這個數目就已經超過我媽媽的工資了，而且當時港幣對人民幣的匯率還是很高的（現在已經倒掛了）。這筆生活費除了日常開始外，也都夠我們購置電腦、手機之類的物品了，像我這樣比較節約的孩子，一年攢的錢還夠做一次長途背包旅行的。到香港不久就發現沒手機不方便，所以很快我就買了一部諾基亞6150手機，在香港的親戚阿姨還送了我一部IBM的手提電腦。當我暑假拿著這樣齊全的裝備回到復旦大學看老同學時，那時還“苦逼”著的室友們都新奇而羨慕，因為在十多年前，筆記本電腦和手機在大學校園裡還是非常稀有的東西。第二是香港的光環效應，當時內地人普遍對香港有較高評價，有著明顯的“品牌溢價”，一聽說是在香港讀大學的，就會讚不絕口，認為“挺牛”的人才能“出去”的，因為當時，出去留學的人還沒現在這麼多，“海歸”還是個金字招牌，“海待”（編按：指海外留學歸來卻陷入待業狀態）的概念尚未出現。二零零二年暑假我曾在家鄉寧波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做暑期工，那時老闆很喜歡帶我出去見客戶，每次介紹時他都會中氣十足地說“這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感覺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第三是香港的老師、同學和朋友也普遍認為我們是內地名校出來的精英，恰逢當時內地經濟發展蓬勃的背景，香港的報紙媒體開始大談“北望神州”，大家都會讚我們是兼通兩地文化和背景的橋樑，“前途無量”。說實話，物質和精神上的優越感確實曾讓我飄飄然，覺得自己比內地的同齡人有優勢。
但這種優越感其實飄在空中，並不持續，尤其是開始工作之後，我對自我競爭力的認知和對“優越”的理解是漸漸深入和踏實了。首先是物質上和經濟成就上的優越感很快被失落取代了，內地的朋友們很快都有了手機、電腦，而且款式更新，功能更強，現在稍微有些經濟實力的朋友應該都不會對這些“外面”來的小玩意感興趣了。我剛開始在香港工作的時候，香港的入職薪水是比內地高一大截的，我們不少內地朋友也都打著“香港混幾年，被公司派回內地拿高薪”這樣的小算盤。但幾年之後，這種“贏在起跑點”的先發優勢就不明顯了，加上各人事業發展的速度和際遇不同，我的內地同齡人中賺錢多的大有人在，有房有車也很輕鬆平常，現在回寧波老同學都開著奔馳保時捷來接了，反而我在香港經過多年打拼還都是住“細房”擠地鐵，經濟壓力都挺大，反而顯得“落魄”。所以說“出來混，遲早要還的”，現在來看，過去因為在香港就自認“高人一等”理所當然“同工不同酬”的心態是缺乏長期堅實基礎的。其次，內地經濟日漸龐大，民族自信心上升，內地經濟英雄輩出，聯想收購了IBM個人電腦業務，吉利汽車收購了沃爾沃，馬雲把eBay擠出中國市場，而與之對比的是香港經濟缺乏新亮點且對內地的依賴度加深，這麼多年來來去去還是李嘉誠、金融大班和地產霸權等了無新意的老面孔。再加上內地人來香港越來越方便，看得越來越清楚，過去那種仰視的光環漸漸褪色。無論是周圍朋友人生成長的小環境，還是時代變遷的大背景，都刺激著這種心態的微妙轉變，在我身上是這樣，也許在很多香港人身上也是這樣。
常被媒體問到有關在港內地專才的競爭力問題，潛台詞是內地出身背景和海外教育背景的結合塑造了我們這批人的核心競爭力。誠然如很多討論中反覆提到，內地專才在熟悉內地文化、語言能力方面具有競爭力。我在求職面試時也會強調自己在這方面的優勢，以利用這個一般印象。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有了轉變，兩地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在全球經濟重心的週期性轉移等大背景下，出身背景和所處環境會對每一個人的人生定位和經濟評價產生一定影響，但這些競爭力是否是與生俱來？它們如何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它們真有想像中那麼決定性嗎？我覺得要兩方面看。
一方面，這些競爭優勢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波導手機香港公司的銷售經理，負責馬來西亞市場的開發和銷售。其實作為一個應屆畢業生，我對中國企業文化其實毫無經驗，但我很快發現自己在吸收和適應中國企業文化方面體現出優勢，一是對它的種種習慣和做法雖然陌生，但不會驚訝排斥且能很快適應；二是有很多人會教我適應，如父母兄長的幫助，還有內地同事也願意與我溝通（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內地的身份而讓他們感覺是自己人），因此我在波導手機的兩年裡都還能在公司內部左右逢源，得到各部門的支持。記得一次波導發往馬來西亞的某型號手機出現與當地通信網路相容的問題，急需工程師到當地進行調試更新軟體，問題是當時多個市場都同時出現了類似的問題，由於研發工程師人手有限，馬來西亞又是小市場，優先順序較低。但是市場不等人，如果不及時解決相容問題，管道商就要造反退貨，勢必對這個波導剛剛進入的市場造成嚴重打擊。我知道單方面向上司吵吵鬧鬧要資源是行不通的，因為他需要兼顧平衡其他市場銷售經理的要求，還牽涉到與研發部門主管的協調，所以只能自己想出一個解決辦法，既能協調好各方關係和資源配置又不會因局部利益影響公司整體利益。我飛到波導公司總部，瞭解了研發團隊的人手配置和出差計劃後，想到一個辦法，那時是九月底，我要求從去意大利的研發團隊中抽調一人，讓他放棄國慶黃金周的假期先到馬來西亞調試，搞定後再去意大利。於是我先找了負責意大利的銷售經理，求他“幫兄弟一把”，再找了與我相熟的工程師，遊說他放棄休假先去馬來西亞幫忙（還誇張地鼓吹了一下馬來的美食和風土人情），然後和工程師一起去請示了研發團隊總經理，得到他們的認可後，我再去遊說負責國際市場的總經理，力陳保護新開發市場的重要性和我建議的變通辦法，並彙報已經取得各方面的同意，最後總經理當然是樂見其成，點頭同意。接著就是找人事部門的同事幫忙，花錢請中介加急辦理赴馬來的簽證，總算是及時把救星請到馬來西亞並解決了技術問題，使馬來市場安然度過一場危機。從這個事件中，我總結出，好員工必須要主動動腦筋想辦法，尤其要站在老闆的立場上解決他面對的難題，更不能期望甚麼事情都靠上司或老闆親力親為幫你想辦法；要有大局觀和善於平衡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要尊重制度，但更要理解制度背後的理念和終極目的，能找到靈活變通的方法；要善於與企業內部的各部門建立良好關係，因為人情是溝通的基礎和潤滑劑；最重要和核心的是樹立個人的誠信，因為信任和讚賞是比職權或壓力更好的推動力。
另一方面，我觀察到，語言能力和內地生活背景並不必然會轉化為內地專才的實際競爭力。我見過有香港朋友和同事也能在內地企業中游刃有餘，獲得各方認可；也見過內地朋友抱怨這樣那樣的民企文化、國企文化，卻沒很好地理解和融入。語言和成長背景也許是求職面試時的一張牌，在事業起跑的時候也有先發優勢，但說到底，人生是一場馬拉松，最終影響一個人競爭力的，是價值觀、人品和態度。記得我的導師，城市大學的陳漢宣教授反覆教誨我說“態度最重要”，當時不怎麼理解，只是看到做老師的大小事務都這麼認真，做學生的當然要跟著認真（真的感謝陳漢宣教授的言傳身教）。長大工作幾年後，我深深體會到“態度決定一切”，相信“做事先做人”的道理。這裡說的“態度”，除了指做事認真的“態度”、面對困難積極主動而不怨天尤人的“態度”、待人誠懇行事守信的“態度”之外，還應包括對不同事物包容理解的“態度”。舉個例子，不少朋友談起內地的“喝酒”文化，都免不了皺一皺眉頭，說一聲無聊，嘆一口無奈，就算場面上勉強應酬，也免不了顯出“勉強”。也有人認為，做生意一定要酒量好，因為“酒量等於銷量”，總之，態度相當負面。因為態度負面，自然較難放得開，別人也容易感覺到。在我看來，“喝酒”文化也未必都是負面，中國人性格內斂，但做生意又很看重彼此的性格、脾氣和感覺，所以喝酒既是拉近彼此距離的方式，又是展示和觀察彼此真性情的機會，並非“酒量等於銷量”那麼簡單直白。雖然“勸酒”、“把人喝倒”等做法既不環保，也不健康，更不雅觀，但有時也能看出一個人性格是否爽快、是否肯為朋友付出。在我看來，酒量差不一定就銷量差，關鍵看酒品，“酒品如人品”，不一定全對，但確有參考價值。其實這也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記得我二零零四年剛加入法國薩基姆公司時，利用到巴黎開會的時間和同事在老闆家裡派對，氣氛熱烈，我也不覺拘束，很快和大夥兒喝成一片，那是我第一次喝伏特加，感覺像水，不料很快後勁上來，我先是放聲高歌，接著手腳發軟，最後癱倒在洗手間裡。那晚喝到凌晨兩點，倒了三個，散場扛人出來時大家在馬路上笑到起不來，老闆Guillaume Berlement說是“the best party ever had in years”（近年最棒的派對），一點也沒怨我吐髒了他的地板和皮鞋，第二天還給我端茶送藥。而且那以後，大家的感情確實親近很多，每次回想起來，都會一起笑得不行。可見，有些道理跨越文化和地域。
重拾事業夢想 曲線救國
我考大學時夢想的專業是法律系，畢業後可以成為律師。但在招生諮詢展覽會上，有招生辦老師提醒我，法律系招生時會有一個身高標準。一開始我怎麼也不相信世上居然會有如此可笑的“潛規則”，個子矮又不是病，而且我黨領導人鄧小平同志也是小個子，總不會他去世才一年就歧視“小個子”吧？但是在招生展問了一圈，每個招生辦老師都承認有這回事，甚至每個學校還有一套不成文的具體標準，例如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要求法律系男生身高必須一米七以上，連要求稍低一點的寧波大學也要求一米六五。天可憐見的，本人身高一米六三，兩釐米的距離就把我的職業夢給無情擊碎了。
從香港城市大學畢業後，因為家裡的經濟情況不允許在香港或國外再讀一個法律學位，我就選擇了留在行政管理學專業中深造攻讀碩士課程（有獎學金拿的）。後來我瞭解到中國國家司法考試的資格只要求有本科學位，不限於法律專業畢業生。這個喜訊給了我極大的鼓舞，斷了的夢想重現曙光！於是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哲學碩士期間，我就開始不務正業自學法律了。國家司法考試涵蓋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十四門法學科目，知識量極大，參考書堆起來像小山似的，我卻學得津津有味，如魚得水。
不過我馬上就遇到了一系列的技術性問題：能報上名嗎？國家司法考試要求報名考生出示大學畢業證書、身份證和戶口簿等材料，這些對普羅考生而言輕鬆平常，但對我卻是個大難題，因為這些材料我都沒有。大學畢業證書還不難，報名機構雖然不認可境外大學的畢業證書，但到國家教育部辦理了學位認證手續也就解決了。但身份證和戶口簿卻頗為複雜。當時報名的原則是考生應到戶口所在地報名，我去復旦大學就讀時，戶口從寧波遷到了上海，離開復旦大學去香港前，根據當時的規定，我的戶口在上海被註銷，身份證也上交了，手頭唯一的身份證明只有一本“港澳通行證”。這樣的情況，我的戶口算是在哪裡呢？我利用暑假專程跑到上海司法局去問，但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冒著三十七八度的高溫，我在司法局、復旦大學、戶籍派出所、出入境管理處等單位間來回奔波折騰，也弄不出一個所以然。因身份問題造成旅行不便倒也罷了，到面對司法考試這樣影響終身事業的正事，“身份證”這種其他考生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居然在我身上又成了攔路虎，想起幾年前的“身高”問題，我只能無語問蒼天。
人總得要尋找出路，我換了個思路，回家鄉寧波去，說不定有熟人能幫上忙。果然，媽媽還真找到一個鄰居，是寧波司法局的退休幹部，在他的幫助和引見下，我和媽媽開始了在各部門之間的流浪，把我的情況說了一遍又一遍，又去派出所打了一些證明，終於有司法局領導點頭說“這是我們寧波出去的優秀學子，這個忙要幫的”，還是家鄉好啊！報名那天，我一大早就到了報名處，手裡揣著以前身份證的複印件，這是我唯一的過往身份證明了，我小心得把它塑封起來，生怕要是弄破了，好像我的夢想也會再次破裂。前面的考生證件齊全，准考證辦理得很快，輪到我時，我的心撲撲跳得厲害，陪我去的領導和辦事員交代了幾句，就依照我身份證副本上的資訊填了考生登記信息，拿到准考證時，我眼淚都要流下來了，在別人也就五分鐘的事情，我卻走得如此坎坷！司法考試的那兩天裡，我還是不住的擔心，因為按規定，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和身份證入場以防止代考槍手，我只有身份證副本，會不會被趕出考場呢？雖然事先和司法局領導打了招呼，但是四場考試，誰知道我考場的監考老師會不會換人，而且還有流動巡邏的監考人員，每次有巡考老師到我的考場來巡邏，我的手心都緊張得直冒汗。就這樣我提心吊膽地捱過了兩天四場考試，一回到家就病倒了，高燒不起躺了好幾天。
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求考”，結果仍然是悲哀的：我差了五分沒有通過考試。天昏地暗啊！內心的苦澀難以言表。兩年的碩士課程就在一邊備考一邊做學術研究中一閃而過，轉眼就畢業了。面對就業路向，我當時挺迷惘的：因為沒有通過司法考試，律師的路又斷了，我對繼續深造走學術研究道路也沒有熱情，學政治學科的畢業生就業方向很模糊，公務員算是專業對口的去處，但我還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沒資格考公務員，何況自己興趣也不大。當時一個挺堅定的想法是，怎麼都先在香港留下來，一是覺得香港是個先進發達的經濟社會，這裡的工作經驗有增值作用，以後如果回內地發展了，會比較吃香；二是在香港生活了五年，情況比較熟悉，當時香港的工資水準也普遍比內地要高，反而對內地相對陌生，不知如何著手在內地找工作；三是女朋友也在香港工作，為了愛情我怎麼也要留在香港。想來想去，除了法律以外，我對從事商業也挺有興趣，正好我哥哥的公司寧波波導手機當時在香港設立了子公司波導國際，從事海外銷售業務，我聽到這個消息就來勁，代表我們中國的企業去海外開發市場賺取外匯，這聽起來是多麼熱血而且愛國的事業！就這樣，我的職業生涯就從波導國際的銷售經理開始了，兩年後因為波導手機與法國薩基姆手機搞戰略合作，我又轉到了法國薩基姆公司從事亞太區測試手機產品的銷售業務。
回顧四年的銷售經理生涯，充滿挑戰和樂趣，滿世界亂飛，合作的老闆和同事換過好多個，這些都讓我積累了很好的商業觸覺、溝通能力，以及跨越不同國家企業文化的經歷。我的銷售業績也不錯，在法國薩基姆時我的銷量達到了該產品全球銷量的百分之五十，而且客戶關係和銷售管道理順後，工作量還是比較輕鬆的，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計劃，工資待遇也不錯，那時生活開始穩定舒適起來。但我的心底始終有著那個揮之不去的法律夢，始終感覺自己身上有許多的能量和強項無法在現在的崗位上發揮。其實中間也都有重新拾起書備考，有一年連准考證也拿了，但是最終還是沒有再踏上考場，艱難求考的經歷以及失敗後撕心裂肺的痛苦，讓我懼怕再次失敗，直到愛上我的太太，知道自己想和她結婚廝守一生的時候，我開始思考：未來漫長的人生將要如何度過，是像現在一樣，因為沒有追夢就沒有失敗的舒適悠閒中隨波逐流嗎？人生只有一次，我想要過激情而無悔的人生，有夢想的人生才是七彩斑斕充滿能量的，愛情的夢想實現了，事業的夢想我也要去實現。我想像著，當我舉行婚禮的時候，如果同時擁有了律師資格，那將是多麼美麗完滿的人生畫面啊！這樣激勵著自己，又從故紙堆裡翻出了參考書，重新踏上司考路。準備過程很瘋狂，我報了一個萬國學校的司考函授班，每天在上班的地鐵上聽函授班的錄音帶，吃飯的時候聽，睡覺前聽，上廁所的時候聽，在去巴黎出差的長途飛機上聽，其他工作之餘的時間就是看書和做習題。那半年時間裡，幾乎沒有一天的娛樂時間，未婚妻沒有一句怨言，她的默默支持給了我最大的動力。這次司考的成績是輝煌的，我超過錄取分數線四十八分，據司法部香港窗口公司負責香港考區的一位官員說，這個成績是香港考區的第二名。二零零八年五月，我加入了一家上海律師事務所在香港的分所，離我報考大學那年正好十年，我竟用十年時間走了一條曲線救國的路。加入律師行列的這四年來，每一天都過得充實快樂，感覺原來被壓抑無法發揮的潛能不斷膨脹成長，從思維邏輯嚴密和語言簡練通達的技術要求，到關心他人需求渴望幫助別人成功的情感訴求，再到良好的商業觸覺和溝通能力，再到坦誠待人的親和力和信賴感，我的所有強項彷彿都是為一個優秀的商務律師量身定做的。從最初的中資律師事務所，到現在就職的國際律師事務所，在每個平台都能得到同事和客戶的認可，現在的我終於走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事業發展舞台，我感到非常幸運，因為能為夢想打拚的人生是無比幸福的。每天醒來，能帶著期待的心情去上班的人生是充實快樂的。
這段瘋狂並快樂的旅途，終於是一段夢想成真的旅途。當年初來香港時，總以為自己學成後就會回歸故里，我不曾預料，在每一個人生的關口，都有這樣那樣的原因讓我選擇留下。記得好幾年前參加一個梁振英先生的分享晚宴，他開場的第一句話是“香港是一個會讓人慢慢愛上她的地方”，這正是我心路歷程的寫照。還清楚記得有一個傍晚，我坐飛機回香港，當機場巴士駛近我寄居的住所時，看著車窗外熟悉的街道和井然有序的市井生活，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和安全感，心裡冒出一句話“終於回來了”，其實，我那天是從家鄉寧波飛香港的，那一刻，我驀然發現，我也不知不覺愛上了這個地方，這個讓我找到愛情、拾回夢想、建立家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