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民族意识，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和民族道德等。在这些方面，史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真实记录。中华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当述及近代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时，首先想到的是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的文明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革命史，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浸透着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

历史学从远古萌生时起，就和人类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其他各个学科相比，其历史也就更加古老久远。历史学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那时还没有产生文字，多是通过结绳、绘画或刻木，生动地描述原始民族的历史活动，承载着先人们的历史记忆。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用结绳等记事逐渐被象形文字记事所取代。象形文字的出现，预示着史学的萌生和发展。原始社会诸多古老的传说和神话，已经包含了历史学的因素。

在中国古代，史学大体经历了从史官、史书、史事到史学的发展过程。史官最早出现在殷朝，那时没有私人记载历史，只有史官记载史事。殷朝有史官记载史事，对往事的记录、编纂历史，揭开了史学发展的序幕。在史官正式形成之前，史前时期的“黄帝战蚩尤”“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等历史神话传说，已经在口头流传。神话传说自然不是历史学，但这些神话传说反映出古老的历史意识，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夏商周历史文献汇编的《尚书》外，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事作《春秋》，记述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活动，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编年史。西汉史官司马迁撰写《史记》130篇，始于传说中的黄帝，迄汉武帝止，内容是十二本纪叙帝王、十表系时事、八书详制度、三十世家记诸侯、七十列传志人物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族、民俗 和宗教等诸多领域。《史记》不仅能做到“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而且还表现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8]的进步历史旨趣。鲁迅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9]，司马迁也被尊称为中国的“史界太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0]历史记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血脉的传承。中华史家编纂历史时，主要凭借历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进行。史料既包括“行为的痕迹”，也包括“思想的痕迹”，其中文字记录的多种形式的史料，是史家编纂历史时经常使用的。例如，二十四史，计3249卷，约有4000万字，其历史记述始于远古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长达4000年之久。二十四史表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绵延不绝，从来不曾断裂；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团结奋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历久不衰，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科学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产生，不能脱离真实的历史过程。例如，欲了解明清之际中国“繁盛与危机并存”这一特点，不能忽略当时社会历史思潮中批判专制独裁的早期启蒙意识的产生。李贽（1527—1602）、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都对封建专制独裁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力主破除“尊君”，斥君主为“贼”、为“独夫”；主张变革君主专制制度，废除个人专权，使社会人人平等。黄宗羲通过对历史的回溯指出：上古时并没有君主，“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只是专制制度出现之后，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显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正因为君主如此专横跋扈，才有所谓“今世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21]明清之际，黄宗羲等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包括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此，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实事求是地描绘历史过程的真实情景，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考实性”的研究，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书写的历史在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彰显民族意识、民族性格，以及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过程中，也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历史记忆是鲜活的民族的历史记忆，向人们展示着伟大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从河姆渡、周口店、黄帝陵、莫高窟、长城、天安门到虎门海滩、三元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井冈山、长征、卢沟桥、延安、西柏坡，直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动地表明了中华文明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代代相传，这些是我们民族的珍贵财富和生命源泉。

历史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古今中外的历史学，都不是抽象的“学术现象”。鉴往知来，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2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忧患意识，即重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历史认识要关注现实，经世致用。

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发展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经世致用，研究边疆史地成为学术界的新风气。清末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在《尊史》《古史钩沉论二》等著述中，力主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他呼吁“尊史”，认为史学和民族兴衰、国家兴亡密切相关，所以“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认为史官是“职语言、司谤誉”的社会的喉舌，由此可以引申为史学所担当的社会使命和责任。他认为“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23]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龚自珍深刻认识到西方列强侵华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24]。龚自珍不是空言史学“经世致用”，而是身体力行，潜心于西北边疆史地和东南沿海的研究，表现出史家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爱国情怀。他通晓蒙古文，撰写《蒙古图志》30卷，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杜绝鸦片泛滥，加强武装抵御列强军事侵略。面对时代的危机，龚自珍开风气之先，警醒世人应以史为鉴。生于忧患，忧患可以兴邦，他率先开展边疆史地研究，赋予了中国史学忧国忧民的新的时代内容。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联系，包括在史学观念上，已经无法分离。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和魏源（1794—1857）率先摒弃“夷夏之辨”和“天朝上国”的拘囿，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已非以往的“蛮夷之邦”。他们力主认清世界的大势，承认西方列强有优于中国的“长技”，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救亡图存，展现出将自己的著述和民族命运相联系的自觉的社会担当。

1899年，梁启超撰写《爱国论》，明确提出令当时人耳目一新的“爱国”概念。他说：“国之存亡，种种盛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浡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莆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25]梁启超的这种明确区分“君相之国”与“国民合一的国家”的思想，清晰地贯穿在他史界革命的新史学的思想中。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进化史观，发起了与中国社会发展、时代精神相关的“史界革命”。这场史学革命，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刻的爱国主义内涵。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已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史学（包括世界史编纂），特别是近代以来所表现出的特点，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重视，例如当代德国史家施耐德（Axel Schneider）认为，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史观和史学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史学凸显了中国史学学术以外的承担。它“经受了由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国际形势的遽变而带来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学家的任务极富挑战性：他们必须寻求一种对于中国历史的新的理解，以使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是平等的成员之一”。应该说，施耐德的阐述是符合事实的，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中国史学中的民族精神已跃然纸上。他继续写道：中国历史学家“还必须维护历史的延续性，从而为中国认同提供基础——而这一任务在‘延续’过程中则经常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们对历史的书写还要满足让中国能与西方比肩（如果不是高于西方）的要求。最后，所有这些只能在历史传统和当时环境之双重背景下实现，使得历史以及历史学家处于一种特别的政治性地位”。[26]我们不同意西方史家简单地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学称为“民族主义史学”，因为在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学术语境中，往往赋予了“民族主义”太多太复杂的内容。但是，中国史家的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与对中华民族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却是基本的事实。

我国重视修史的表现之一，是自觉地将修史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赋予修史以具体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我国自上古以来，修史就从来不是空洞、抽象的学术，或仅仅是少数文人兴致所在的个人追求。例如，从秦统一全国到西汉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其间意识形态中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宋代陆游（1125—1210）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文天祥（1236—1283）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名垂青史，在今天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例如，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2015）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6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3]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4] 郑师渠等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5] 郑师渠等主编：《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2，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7] 《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8] 陈玉屏主编：《中国古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9]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10]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11] 冯天瑜：《文化守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1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13] 《论语·颜渊》。

[14] 《论语·卫灵公》。

[15] 《墨子·尚贤下》。

[16] 《墨子·兼爱中》。

[17]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3页。

[18]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二十五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59页。

[19] 《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2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23]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龚自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155、256页。

[24]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龚自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25] 哀時客（梁启超）：《爱国论一》，《清议报》第6册，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26] [德]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李貌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