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欧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原子物理和放射性元素领域的不断发现和探索，不但建立起核物理学这一知识学科，而且其研究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美英两国政府成功运用到现实之中，研制出了原子弹。原子弹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同时也使人类文明自此进入一个喜忧相伴的发展阶段。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主要参战国在欧洲战场上广泛使用毒气而被称为“化学的战争”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和使用可以被称为“物理的战争”。1945年7月16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问世。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对日本先后使用了两颗原子弹，促使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结束。战时在美国开展的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主要是美英两国政府和科学家出于担心纳粹德国首先研制出原子弹而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两国政府的核合作关系成为两国战时同盟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是，尽管“曼哈顿工程”取得了成功，但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核合作关系并不如看上去的那样融洽。事实上，它经历了一个美方主动寻求合作而英方漠然视之到英方渴望参与美国的“曼哈顿工程”而美方勉强接受的变化过程，甚至在后来的合作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美方对英方的不信任和限制，以及英方为此发出的诸多抱怨。在英美核合作关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除最初是美国主动向英国提出合作而遭到拒绝之外，无论是在1942年后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都是英国政府千方百计地主动寻求与美国建立核合作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国际地位的历史转变。

二战时，英国一度濒临遭受纳粹德国入侵的险境。丘吉尔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资源用在维系国家的生存方面，因此需要耗费巨大资源的英国原子弹项目实际一直没有超出理论阐释和实验室研究的阶段，而且英国本土存在易遭受敌军空袭的劣势，也使得英国政府难以在开展大规模核工程的同时不被敌方发现并遭到破坏。鉴于这些不利的因素，英国政府希望在北美的加拿大或美国开展核工程的研发。但如果完全在加拿大开展，从“曼哈顿工程”最终耗费19亿美元（以2014年美元计算约为260亿美元）看，是英国和加拿大政府财政难以承受的，而且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数量相比美国而言非常有限，在原子弹工程的工业开发方面更是没有美国那样强大的技术和实力。因此，英国政府只能选择与美国合作。

但是，英美双方的核合作形式并不是对等的，而是采取了英方融入美国项目之中的做法，而且丘吉尔接受了对英方不利的由美国总统决定战后英国原子能工业开发的条款，英方获得技术情报的前提条件是该技术有利于促进共同的战争努力，也就是说，美方可以英方战时未开展原子弹研制工作为由而拒绝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情报。因此，最终建立起来的核合作关系对于英方来说多少是不平等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英国科学家的参与，可以客观地说，“曼哈顿工程”不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前及时取得成功。英国科学家从战时的合作中也获得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为后来英国发展独立的核力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除保留共同获取世界核原料方面的合作关系之外，美国政府迅速停止了两国间的核合作。1946年8月1日生效的《麦克马洪法案》，更是打破了英国政府将两国战时的核合作关系延续到战后的希望。冷战的爆发没有对英美核合作关系的恢复起到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直到1958年7月3日两国政府签署《英美为共同防御目的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协定》，才最终建立起了正式的核同盟关系，而此时英国已独立研制出了原子弹。

战时英美的核合作关系，充分体现了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并一度达到顶峰的“特殊关系”。为共同打败轴心国，战时英美建立起了相互依存度非常之高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同盟关系，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其他国家难以与英美达到如此深度的合作。然而，英美关系虽然特殊，但英国和美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政治原则没有就此失去效力。在各自国家利益的驱使下，战时的核合作关系充满了不和谐的音符，战后甚至一度中止。原子弹作为一种破坏力空前的武器无疑不同于任何传统的武器，它使得任何首先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都不会轻易将其授于他人，即使是最亲密的盟友。因此，核合作关系又是英美“特殊关系”中最特殊的领域。

在撰写《美英核同盟关系研究（1940～1981）》这一专著的过程中，限于篇幅和行文，笔者深感不能将所利用到的一些重要的大篇幅的原始文件从头至尾原封不动地引述，从而便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问题，于是打算编写一部较完整的相关资料集。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遂决定只选择和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资料，再结合自身在撰写专著过程中的认识和理解，编写成这部《美英核合作关系资料选编（1940～1945）》。

除少数中外文专著、回忆录、个人文件集、期刊论文和网络资源外，本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是：

1.丘吉尔首相文件PREM 3系列（Prime Minister's Office： Papers Concerning Defence and Operational Subjects，1940-1945，Winston Churchill）。主要涉及1940～1945年丘吉尔任首相和国防大臣期间与战争有关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文件（少数文件的时间早至1937年或晚至1946年），包括书信、电报、备忘录、报告、会议记录等。1999年英国亚当·马修出版公司（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整理出版，共191个缩微胶卷。

2.《布什-科南特文件》（Bush-Conant Files Rela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1940-1945，Records of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ecord Group 227，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M1392，Washington D.C.，1990），共14个缩微胶卷，是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和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的工作文件。前者是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1940～1941）、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席（1941～1946）、军事政策委员会主席（1942～1945）以及临时委员会成员（1945年5～6月）；后者是布什的副手，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1941～1946）、S-1执行委员会主席（1942～1943）、军事政策委员会临时主席（1942～1945）、格罗夫斯的科学顾问（1943～1945）以及临时委员会成员（1945年5～6月）。少数文件的时间早至1939年或晚至1947年。重点呈现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中的角色。

3.《哈里森-邦迪文件》（Harrison-Bundy Files Rela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1942-1946，Record Group 77，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M1108，Washington D.C.，1980），共9个缩微胶卷，是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两名特别助理乔治·哈里森（George L.Harrison）与哈维·邦迪（Harvey H.Bundy）有关原子弹事务的工作文件，少数文件的时间早至1940年或晚至1950年。哈里森和邦迪为史汀生与格罗夫斯等官员之间的联络官，由于戈登·阿尼森（Gordon Arneson）作为哈里森和邦迪的行政秘书保管这些文件，所以《哈里森-邦迪文件》亦被称为《阿尼森文件》（Arneson Files）。

4.《史汀生日记》（The Henry L.Stimson Diar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Library，1973），共52卷，9个缩微胶卷，时间跨度为1909～1945年。亨利·史汀生，1940～1945年任美国陆军部长，由于罗斯福总统对海军的不满，导致“曼哈顿工程”被置于陆军部的管理之下，因此史汀生是研制原子弹项目的总负责人、英美联合政策委员会主席，其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大国关系互动研究”（11＆ZD133）的支持。同时，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姚百慧教授和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艺术与文学学院助理教授亚历克斯·韦勒斯特恩（Alex Wellerstein）在资料提供方面所给予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