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罗斯学界研究概况

一 俄罗斯学界对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由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C.布尔加科夫（С.А.Булгаков）、格尔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弗兰克（С.Л.Франк）等哲学家共同撰写的《路标》（Вехи，1909）文集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知识分子发出的时代宣言。此后，这些哲学家又合作完成了续篇《来自深处》（Из глубины，1918）。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的思想家们再次发表了《路标转换》（Смена вех，1921）文集。苏联时期，《苏联知识分子：形成和发展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 （1917-1965 гг.），1968］、《知识分子与革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1985）、《苏联知识分子简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1917-1978 гг.），1977］等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成果陆续问世。当代著名学者，如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古德科夫（Л.Д.Гудков）、达维多夫（Ю.Н.Давыдов）、加斯帕罗夫（М.Л.Гаспаров）、索科洛夫（А.В.Соколов）等都将知识分子问题视为研究焦点，且都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的论述。同时，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博士论文的数量也十分可观。此外，近年来，伊万诺夫国立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和涅克拉索夫国立师范大学分别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心。“知识分子学”（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едение）作为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科近年来在俄罗斯也诞生了。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罗斯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不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显然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二 俄罗斯学界对文学中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一）俄罗斯学界对传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研究概况

俄罗斯学界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剖析也具有一脉相承、历久弥新的特点。皮萨列夫（Д.И.Писарев）在《巴扎罗夫》（Базаров，1862）、《现实主义者》（Реалисты，1864）和《思考的无产阶级》（Мыслящ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1865）三篇文章中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Отцы и дети，1862）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Что делать？，1867）做出了高度评价。他分析了《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和《怎么办？》中的拉赫梅托夫这两个人物形象。他认为，巴扎罗夫是旧社会秩序的挑战者，是比贵族更加接近人民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时代“新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皮萨列夫看来，拉赫梅托夫是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是革命知识分子，也是俄国社会的希望。皮萨列夫的这几篇文章开启了对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先河，为以后研究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打下了基础。

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1833）时，将奥涅金称为“多余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这个术语一时成为热词。在赫尔岑看来，所谓的“多余人”就是当时俄国社会中一部分接受过欧化教育，却没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进而郁郁寡欢的上流社会贵族青年。“多余人”显然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肖像之一。赫尔岑认为，我们只要不愿做官或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奥涅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什么事也不做，他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是个多余的人，而又没有足够的性格力量从这个环境中挣脱出来。换言之，所谓的“多余人”并不多余，他们恰恰是社会中拥有最先进思想的精英，他们并非不能入仕，而是不愿同陈腐的社会旧习妥协，他们以此作为一种另类的反抗。普希金之后的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将“多余人”的主题继承下来，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多余人”的形象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断嬗变，在传承中实现了突破。

杜勃罗留波夫（Н.А.Добролюбов）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Ко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1961）一文中详尽地阐释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Накануне），他将英萨罗夫和叶莲娜称作“新人”（новый человек）。他认为屠格涅夫的创作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相适应，正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他所塑造的人物是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巴辛柯夫代替了多余的人，罗亭就代替了巴辛柯夫，拉夫列茨基代替了罗亭。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个都比前面的人更果敢、更完整”[2]。杜氏认为屠格涅夫之所以会塑造出英萨罗夫和叶莲娜，源于其创作内在延续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当时俄国特定社会语境的要求。他认为，叶莲娜“身上表现出一种为了一件什么事而引起的朦胧的忧郁，一种几乎是不自觉的、但却是新的生活和新人们的不可阻挡的要求，这种要求现在几乎笼罩着整个俄国社会”[3]。也就是说，杜氏认为，“新人”明显区别于有追求自由的意愿、反抗意识萌芽，却自我放逐、没有真正行动的“多余人”。从“多余人”过渡到理性实践者“新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和俄国社会的内在要求。

奥夫相尼克-库利科夫斯基（Д.Н.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的《俄国知识分子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1908）是研究19世纪俄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集大成之作。他从心理学和历史文化学层面来阐释《聪明误》（Горе от ума，1824）、《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840）、《罗亭》（Рудин，1855）、《贵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1858）和《奥勃洛莫夫》（Обломов，1859），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города，1870），以及屠格涅夫中后期作品、乌斯宾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勾勒出由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拉夫列茨基、奥勃洛莫夫、小官吏知识分子、别里托夫、巴扎罗夫、陀氏笔下的“活着的伟大罪人”[4]等构成的俄国文学知识分子群像。奥夫相尼克-库利科夫斯基不仅细致地剖析了上述人物的心理，而且试图厘清作为各个时期知识分子代表的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和动机。

1911年出版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的两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1911）是另一部阐释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重要著作。他认为，“文学是生活投射出的光亮的聚焦”，“俄国文学是其知识分子的圣经（福音书）”[5]。换言之，绕开俄国文学研究知识分子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他强调，小市民是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背景，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其与小市民习性不懈斗争和为了个性独立顽强奋斗的历史。书中详细分析了从拉基舍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再到契诃夫、高尔基等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肖像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突出19世纪及20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的基本主题，即知识分子对抗小市民习性和追求个性独立与解放。

（二）俄罗斯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概况

相比于对经典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状况，俄罗斯学界对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解析显得不是特别充分。

斯科罗帕诺娃（И.С.Скоропанова）编写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教程》（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Учеб.Пособие，2001）对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佩列文等作家进行了概括论述。她认为，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自己的作品中意欲解构“缘起于启蒙时期的‘人的观念’”，并且构建新的“完整的人（包括意识、无意识和超意识）”[6]。对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是贯穿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创作的重要主题。

评论家列伊杰尔曼（Н.Л.Лейдерман）和利波维茨基（М.Н.Липовецкий）在《当代俄罗斯文学——1950-1990》（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0-1990-е годы，2003）一书中将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和索罗金（В.Г.Сорокин）、波波夫（Е.А.Попов）等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论述。

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认为，佩列文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当代作家，他的著作销量可媲美阿库宁（Б.Акунин）的侦探小说。佩列文与托尔斯泰娅等严肃作家正在“弥补大众文学与严肃（高雅）文学之间的鸿沟”[7]。他们对佩列文的代表作品《夏伯阳与虚空》（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1996）和《“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1999）中的人物进行了阐释，认为夏伯阳和瓦维连·塔塔尔斯基是完全对立的人物类型。前者是创作者、诗人，后者是“文字处理器”，他的名字由Василий Аксёнов 和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组合而成，“他是一种自己（所写）广告宣传的物体，或者商品，名字就是他的‘商标’”[8]。

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卡宁、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的小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И.А.Бродский）的诗歌看作对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探索，认为这些作家的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新艺术体系的形成”。他们认为，马卡宁是新俄罗斯文学的领军人物，认为“个性”与“群居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是贯穿该作家创作过程的主题。在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看来，《地下人，或当代英雄》（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998）的主人公是“当代英雄”，是一个在“群居性”社会中依然捍卫“自我”的自由人。

他们认为，托尔斯泰娅是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一个耀眼的新星，她的早期作品因“童话般的意境”而备受瞩目。评论家将《野猫精》（Кысь，2001）视为托尔斯泰娅创作的“转折点”，盛赞该作品使人想起“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9]这一著名论断，因为评论家鲍里斯·帕拉莫诺夫（Борис Парамонов）直言在该作品中“托尔斯泰娅书写了（构建了）真正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模型（модель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安德烈·涅姆泽尔（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和斯捷潘尼扬（К.А.Степанян）却对《野猫精》提出了最为严苛的批评，认为这仅仅是“对列米佐夫和扎米亚金的高明的模仿”而已。在列伊杰尔曼和利波维茨基看来，产生这种两极分化评论的诱因是“它解构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神话——对生命的崇高的救赎意义来自书本（从广义上说是文化）”[10]。该书对托尔斯泰娅《野猫精》的概述奠定了其作为新俄罗斯文学经典著作的地位。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流逝，《野猫精》这部作品确实没有被淡忘，它依然是评论界公认的俄罗斯当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马卡宁、佩列文、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芙斯卡娅、波利亚科夫等作家被俄罗斯学界公认为新俄罗斯文学的翘楚，而他们的代表作《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百事”一代》、《夏伯阳与虚空》、《野猫精》、《深夜时分》（Время ночь，1992）、《无望的逃离》（Замыслил я побег...，2002）等的问世之于俄罗斯文坛都是重大“事件”。俄罗斯学界针对这些作品的论战也不可谓不激烈，对作品的人物形象也有较多的关注。

俄罗斯学界对马卡宁创作中的人物研究：玛丽娜·阿巴舍娃（М.П. Абашева）在论文《二十世纪末的小说：作者同一性的形成》（Русская проза в конце XX в.：Становление автор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2001）中对马卡宁创作中的“自我认知创作范式”进行了深入解读。希林娜（К.О.Шилина）在副博士论文《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诗学：主人公问题》（Поэтика романа В.Маканина “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Проблема героя，2005）中认为：“《地下人，或当代英雄》是一部关于艺术家的长篇小说，其主人公是‘地下人’的代表。”[11]在该文中，她梳理了马卡宁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嬗变，着重分析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主人公立场与作家立场之间的关系，解析了“地下人”的生存空间，并阐释了该作品中的“互文诗学”。叶夫根尼娅·克拉夫琴科娃（Е.А.Кравченкова）在论文《马卡宁的艺术世界：观念与诠释》（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В.С.Маканина：Концепции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2006）中对马卡宁创作的独特主题、作家的立场、创作题材、作品结构等进行了解析，文中专章分析了马卡宁创作的主人公从“中年人”到“地下人”的演变历程。

俄罗斯学界对佩列文创作中的人物研究：伊希姆巴耶娃（Г.Г. Ишимбаева）在《夏伯阳与虚空：维克多·佩列文的后现代主义游戏》（“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е игры Виктора Пелевина，2001）中指出：“应该关注作品中三个主要人物姓和名的首字母重叠现象：Петр Пустота-ПП，Владимир Володин-ВВ，Семен Сердюк-СС，这种重叠具有象征意义，主要人物不仅仅是‘诗人’、‘企业家’和‘酒鬼——旧知识分子’，而且是‘艺术家’、‘俄国式的商人’和在房间里喝得不省人事的‘旧式俄国佬’。所有这些他们携带的特质和所有表现出的本质特征都不是租借的，而是属于自身特有的。这些特质受限于历史因素、环境和传统精神。”[12]达里娅·扎鲁宾娜（Д.Н.Зарубина）在论文《佩列文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 в роман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В.О.Пелевина，2007）中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奥蒙·拉》（Омон Ра，1992）、《昆虫的生活》、《夏伯阳与虚空》、《“百事”一代》等作品的主题，认为《“百事”一代》是对俄罗斯社会西方化所带来后果的真实呈现。她还专门在“文化与文明选择夹缝中的‘有文化天赋的’主人公”一节中对佩列文代表作品中的主人公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她看来，夏伯阳是一个走在寻找真正自由道路上的知识分子或人物；瓦维连·塔塔尔斯基则是一个内心幡然醒悟的“佩氏文化人”。基里尔·库兹涅佐夫（К.В.Кузнецов）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代沟问题母题：以库普朗〈未知一代〉真实语境中的佩列文〈“百事”一代〉为例》（Доминанты поколен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а “Generation ‘П’” В.Пелевина в актуа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Generation Икс” Д.Коупленда，2008.）一文中，将佩列文的《“百事”一代》与加拿大作家的《未知一代》（Generation X）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代人，是一个集合概念。库兹涅佐夫对这两个“群体”进行了身份定位和较为深入的心理探索。

俄罗斯学界对托尔斯泰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引起了俄罗斯学界的极大兴趣。克雷然诺夫斯卡娅（О.Е.Крыжановская）的《托尔斯泰娅〈野猫精〉中诗意化虚构的反乌托邦的世界图景》（Антиутопическая мифопоэтическ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в романе 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 “Кысь”，2005）中阐释了该作品的反乌托邦主题；维索钦娜（Ю.Л.Высочина）的《托尔斯泰娅小说的互文性：以〈野猫精〉为例》（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 прозы 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а “Кысь”，2007）研究了该作品与经典文学的关系；波诺马廖娃（О.А.Пономарева）的《托尔斯泰娅〈野猫精〉的对话性：民间口头创作、文化与历史文化三个方面》（“Диалогизм” романа “Кысь” Т.Толстой：фольклорный，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й аспекты，2008）分析了以《野猫精》为代表的创作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佩列佩利岑娜（Н.В.Перепелицына）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俄罗斯小说中的艺术假定性的类型》（Тип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услов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рубежа XX-XXI вв.，2010）则分析了《野猫精》中的神话诗学，认为托尔斯泰娅借助作品完成了新的历史模型的构建。潘成龙（Пань Чэнлун）的《当代批评中的托尔斯泰娅的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 Т.Толсто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2007）一文分析了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作家创作中的隐喻、互文、神话等风格特征。他进一步指出，《野猫精》中的荒诞神话是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表现形式。此外，他还略微提及了知识分子与文化的关系。

俄罗斯学界对彼得鲁舍芙斯卡娅创作中的人物研究：普鲁萨科娃（И.Прусакова）认为，彼得鲁舍芙斯卡娅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有某种确定性，厄运时时刻刻威胁着他们：“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坐在桌边闲谈时，他们在舞台之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而彼得鲁舍芙斯卡娅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在剧目开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无论他们在舞台上怎样令人厌烦地晃来晃去都是徒然的。”[13]在斯拉夫尼科娃（О.Славникова）看来，彼得鲁舍芙斯卡娅以如此残酷和灰暗的视角来看待人和人的活动，以至于在她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已经完全不是人了，更确切地说，像“芭比娃娃”，“如此慷慨地用黑夜和土地调制出的浓稠的混合颜料来展现调色板上额外的黑色色差”[14]。雷科娃（Д.В.Рыкова）在《彼得鲁舍芙斯卡娅的创作：宗教文化传统语境中作家理想问题》（Творчество Людмилы Петрушевской.Проблема авторского идеал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2007）中认为，主人公是彼氏表达自我理想的一种手段。她梳理了作家创作中的受难者、圣愚、道德高尚之人和处于生存与死亡边界的人等各类主人公形象。

俄罗斯学界对波利亚科夫的创作研究：拉利萨·扎西多娃（Л.С. Захидова）的《波利亚科夫的个人风格特征》（Специфика идиостиля Ю.Полякова，2009）、格卢霍娃（О.П.Глухова）的《波利亚科夫文本空间中的主观情态性表达方式和手段》（Средства и способы выражения субъективной модальности в текстов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Ю.Полякова，2010）、娜塔莉娅·亚楚克（Н.Д.Яцук）的《波利亚科夫的小说和政论作品中的词汇创新》（Лексические н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прозе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е Ю.М.Полякова，2011）等都分析了作家创作中的词汇和语用现象。虽然这些论文并未直接分析人物形象，但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和人物的性格有一定的意义。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可谓家学渊源深厚，且论述深入、翔实，能够形成完善的体系，乃至“知识分子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我们看到，对传统文学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形象，俄罗斯学界有着较为深刻且细致的阐述，且已有对某一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研究的专门论述。诚然，对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中的人物形象的孤立（单独）研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同时，我们尚未发现俄罗斯学界对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系统性专门研究，对当代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的谱系化研究和对其所承载思想的深入论述依然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