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洋务运动与洋顾问

第一节 德璀琳其人及其早期经历

谁是德璀琳？

德璀琳（1842～1913），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人，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他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最重要的下属之一和主要的竞争对手，曾长期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私人顾问（幕友）而参与李的各项洋务活动。德璀琳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在华外国人，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发挥重要的作用。

图1-1 德璀琳像

作为李鸿章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自1876年开始，德璀琳任职津海关税务司22年，几乎与李鸿章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间一样长，也几乎参与了李的各项洋务活动，并由此涉足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个能对李产生重要影响的洋顾问。德璀琳在海关的下属庆丕（Paul King）曾记述：“他与总督（李鸿章）都喜欢玩政治。这位津海关税务司常被召到衙门里去参加‘彻夜’的商谈。”[1]另一位海关同事安格联（F.A.Aglen）评价道：“……李鸿章的地位是如此令人生畏，以至于德璀琳是唯一敢告诉他不中听的真话的人。”[2]一位熟悉他的外国人评价他对李鸿章外交活动的重要影响，认为“25年来他几乎是中国实际上的外交部长，因而，北京的外交使团成员如果不先来天津会见德璀琳先生与李鸿章，他们将不会有什么作为”[3]。在租界的外国人圈内，他被称作是“古斯塔夫大王”。德璀琳自己则形容李鸿章是“一只没有舵的航船”，而李鸿章在天津的时候，自己就是他的舵。[4]此话虽然有德璀琳自夸的成分，但是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无可否认的。

作为清朝海关的税务司、总税务司赫德的得力下属，德璀琳服务海关40年，参与了海关的一系列重要活动。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在进入海关10年后，德璀琳已经在海关主管层中拥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地位。1873年，他作为四个负责具体工作的税务司之一，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参加了维也纳世界博览会；1878年他受赫德指派全权负责创办中国邮政事业，建立了中国近代邮政系统，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由于李鸿章的要求，德璀琳没有像海关的其他税务司那样在海关的各个港口循环任职，而是成为赫德手下唯一不能随意调动的人。并且，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成为赫德在许多方面的有力竞争者。赫德在给亲信金登干的密函中多次谈到德璀琳。尽管他反复强调只要德璀琳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他就不会在乎，说“（海关）这个场所足够容纳一打领袖人物在其中活动”[5]，但他还是不得不提防极有才干的德璀琳对他位置的挑战。1885年夏，李鸿章向清廷提议由德璀琳作为继任者接替被提名为英国驻华公使的赫德。赫德为了不让自己几乎一手创办的海关落入德璀琳和李鸿章手里，最终竟忍痛放弃了这个可以令他一生事业达到顶峰的职务而留任海关。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德璀琳在海关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在天津生活长达36年的外籍侨民、英租界董事局主席，并且由于与总督李大人“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德璀琳在天津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进而对近代天津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德璀琳的建议和影响下，天津英租界得以几度扩张，他还因此被多次选举为英租界董事局主席，并长期担任海河工程委员会委员。在市政建设方面，他与大女婿汉纳根一起，参与整治海河、清淤疏浚，排干海河两岸沼泽、填埋地基，修建了天津第一条碎石子街道，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市政大厦并修建了维多利亚花园，并通过以上举动使英租界成为天津各国租界中最大和建设最好的一个。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从海关拨款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前身——博文书院，与他人一起创办了天津第一家英文报纸《中国时报》和天津第一家印刷厂天津印刷公司，后来又合伙创办了中文《时报》。在娱乐方面，他创建了天津赛马会，修筑了世界一流的跑马场。当他在津去世时，在华北颇具影响力的《京津泰晤士报》评价德璀琳说，“他对天津的持久繁荣所发挥的影响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实在很难在我们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中找出有哪一阶段德璀琳先生没有投入很大的和有益的力量”，而且“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华北占有如此独一无二的和权威的地位，以致我们不可能在想到天津时不想到他”。[6]

1913年1月4日，71岁的德璀琳在天津自己的寓所病逝。按照他的要求，他被葬在自己花园的一角，永远留在了这片他视作家园的土地上。

成长于“欧洲的摇篮”

1842年12月28日，德璀琳出生于德国西部的于利希市（Jülich），[7]它属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自1815年后被划归普鲁士。德璀琳的父亲是一名普鲁士的公证师，母亲则是瑞典人，德璀琳还有一个弟弟，他们一家于1840～1850年在于利希市居住。

德璀琳家族虽然并非贵族，但以其父亲的工作，在当时的收入至少可以使家庭生活水平达到中等以上。只可惜，父亲在德璀琳只有8岁的时候便过世了。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下降，逐渐走向没落。父亲去世后，德璀琳的母亲只得带着孩子们回到亚琛市（Aachen）的娘家。他的外祖父是退役的亚琛第四卫戍步兵部队少校。[8]德璀琳后来虽然没有从军，但是从他的家族传统来看，他对军事具有天生的热爱，也从不缺乏冒险和进取的精神。

图1-2 德璀琳出生时于利希市市政厅所在地，是一座建于1548年的古堡，德璀琳的出生证明在此颁发（作者摄于2011年8月）

图1-3 城堡内的市政厅（作者摄于2011年8月）

图1-4 亚琛古镇（作者摄于2011年8月）

亚琛与于利希相距甚近，同属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它的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经济上以机械制造、纺织和矿山设备生产为主。最重要的一点，那里是一个古都，曾是欧洲中世纪的权力中心。由于很早就发现有优质的温泉，又位于欧洲大陆的正中央，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或译为查理曼大帝、卡尔大帝）把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定在这里，800年，他加冕成为罗马帝国的君主。在中世纪时期，查理大帝统治着大半个欧洲，而亚琛作为帝国的首都，是其权力的中心，因而也被称为“欧洲的摇篮”。

图1-5 亚琛大教堂（作者摄于2011年8月）

查理大帝在亚琛修建了恢宏壮观的大教堂，从936年至1531年，共有30位皇帝或者国王的加冕仪式在此举行。查理大帝还在这里为自己修建了豪华气派的皇宫，他的宝物，包括象征神圣和权力的《圣经》、剑、王冠等，也被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带到了皇宫，它们的存在增强了亚琛在德国乃至欧洲的重要地位。

德璀琳在亚琛上学一直到高中，这也是他的最后学历。学校位于大教堂和后来成为市政厅的皇宫之间。不知，在上下学的路上或者课余时，德璀琳曾经多少次独自或者与伙伴们一起，流连在已有1000年历史、印满查理大帝足迹的教堂和皇宫；多少次仰望教堂和皇宫高高的穹顶，遥想查理大帝金戈铁马、一统欧洲的光辉伟业；多少次让那些金光闪闪、炫耀着权力和欲望的宝物晃花自己的双眼……这些，又在他成长的少年心灵上烙下了怎样的印记？

德璀琳的学校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讲授的课程颇为实用，除了宗教课程以及德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设有数学、计算、绘图、物理、化学、地理、自然史、写作、声乐等课程。这为德璀琳一生的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和能力基础。根据校方记载，德璀琳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学生，并为高年级的学生写过作文（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作弊行为）。[9]

图1-6 教堂侧面（作者摄于2011年8月）

图1-7 收藏在查理大帝皇宫中的宝物（作者摄于2011年8月）

在德璀琳上学期间，学校发生了一件对学校和学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学校董事会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保守派要求增加拉丁语而减少数学、计算、写作等课程的授课时数，最终保守派获胜。这导致了部分学生及家长的不满，一些人因此而退学。虽然未有资料说明，德璀琳是否因为这个而未能毕业，但是这一事件也肯定会对他的观念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德璀琳一生勇于改革、反对保守力量、追求实用性的精神源泉。

图1-8 学校简图（绘于学校百年纪念册，作者摄于亚琛市档案馆，2011年8月）

图1-9 亚琛富裕家庭中使用的中国瓷器（作者摄于2011年8月）

亚琛地处欧洲中心、交通要津，当地居民生活富足而眼界开阔。从18世纪开始，不少富庶的家庭开始收藏大量的东方艺术品，比如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以及绘画作品。到19世纪，许多一般的家庭也开始收藏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些来自中国的外销瓷器。听着从马可·波罗时代流传下来的东方故事，观赏着这些既是艺术品又是时髦奢侈品的收藏品，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很难不令生活在中下层、雄心勃勃而又缺少机会的年轻人心动神驰，对神秘东方充满遐思。据校方记载，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德璀琳就对外国的事情很感兴趣。中学六年级时，德璀琳离开了在亚琛的市立学校，没有得到毕业文凭，也无法继续接受在当时普鲁士已倍受重视的高等教育。这使他不可能在本国获得一份像其先辈那样体面的工作，断绝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之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祖国。

德璀琳首先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入一家丝绸店工作。再以后，他为《比利时星报》（Etoile Belge）工作，当了一名记者。德璀琳热爱体育运动，业余时间里，他担任布鲁塞尔地区德国人体操协会的会长。[10]在布鲁塞尔期间，他还结识了一个对他此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人，就是这个人推荐他为中国海关工作。1865年4月德璀琳抵达中国，到海关正式任职。

德璀琳从事的这几样工作和活动对他的成长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记者的职业可以培养一个人人际交往的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具有这样的天赋并显现了这种才能的苗头，他才得以当上记者），业余时间坚持体育锻炼使他具有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旺盛的精力，这也为他后来远赴条件艰苦的中国奋斗打下了身体基础。德璀琳早期经历说明，他天生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欲，并且总是能够抓住机会使自己更进一步。

在海关崭露头角

1865年4月，德璀琳初到中国海关，[11]从此开始了在华一生事业的发展。此时，海关的人事行政大权已经完全由赫德一人独揽。1861年春，赫德趁署理总税务司的机会，极力经营海关，利用总理衙门对自己的信任，将人事大权抓到手中。1863年赫德被总理衙门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总税务司为海关行政之长官，对于关员之任免绌陟，掌握全权，为他国行政长官无比之独裁的行政长官”[12]。在信中，他不无得意地告诉金登干说：“总理衙门对我说，‘我们只认得您本人，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如果任何人出了错，您本人得负责’。”[13]赫德非常重视对于受过教育、有一定社会地位、有才能的各国年轻人的选拔。

德璀琳当初入选海关时，算不上是赫德所希望的理想人选。他的受聘更可能是由于他的国籍而非教育背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在他被聘用的同年，即1864年，赫德请求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A.Burlingame）帮助招聘三名合适的美国年轻人时，提出的要求是：“年纪在18岁至22岁之间，受过大学教育，……要有一般良好的才能，良好的社会地位，工作勤奋。”[14]显然，德璀琳仅能满足后三个条件。幸亏当时招聘高级人才到条件相对艰苦的遥远的东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他才有幸中选。

自1865年进入海关后，德璀琳历任职务均为负责征税的海关内班职员。[15]按照1869年11月1日颁布的《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规定：海关内班职员第一次任命为三等帮办后班，以后按资历晋级；由三等提升到二等帮办再到头等帮办及副税务司，必须学习汉语，并通过相关考试，否则得在一个职位上连续服务不少于6年，才能得到提升；税务司职位之任命由总税务司从副税务司及头等帮办中遴选，不能熟练使用汉语者，不能任命为税务司。[16]按照赫德原先的预期，一个初入海关的年轻人必须努力学习汉语，之后大约一年晋级一次，总共用8～10年的时间升到税务司的位置；而能力不足又不肯学习汉语者，只能凭资历晋升，即便苦熬十几年亦不能晋升至税务司。

从德璀琳1865年初入中国海关到1872年升任税务司，整整用了7年时间。[17]在这7年中，德璀琳的就职简历如下：1865年4月先后在烟台、淡水（台北）海关任供事；1867年在津海关任三等帮办；1869年10月升二等帮办；1870年1月暂时代理淡水海关税务司；1871年以二等帮办任淡水海关代理税务司，同年7月升头等帮办；1872年3月署镇江海关税务司。

德璀琳刚进海关时只是一个未列等的供事，2年之后才当上三等帮办。但是他没有等到再连续服务满6年，而只过了2年即升至二等帮办。这就意味着，从初入海关到升任二等帮办的4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刻苦学习汉语，之后顺利通过了包括汉语考试在内的所有考试，从而得以提前晋升。而两次在台湾的任职对德璀琳来说意义尤为重大。1862年6月（另一说为1863年5月），淡水海关正式开关。德璀琳第一次到台之时，清廷又陆续在鸡笼（今基隆）、打狗（今高雄）、安平（今台南）等地设立了海关，而以淡水总理台湾关务。在海关任职早期，德璀琳在台湾待的时间是最长的，这个阶段也是台湾海关各口开放之初关务初兴、诸事待举的时期，虽然条件艰苦、工作繁重，但这为他全面学习掌握各种相关知识、拓展海关业务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正是第二次在台湾淡水海关任职期间，他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晋升，在来到中国7年后的第一个回国长假到来之时，就已经爬上了海关税务司这个令人艳羡的职位。这一年，德璀琳30岁，正好是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

图1-10 淡水海关税务司官邸，建于1870年德璀琳任期内，今称“小白宫”（作者摄于2010年8月）

图1-11 1867年的打狗（高雄）港

与海关中同时期其他税务司的升迁速度进行比较，可以对德璀琳的工作能力有更清晰的认识。根据1875年的《海关职员题名录》，与德璀琳前后一年内进入海关的内班职员有杜德维（E.B.Drew）、廷得尔（E.C.Taintor）、吴德禄（F.E.Woodruff）、薄郎（H.O.Brown）、哲美森（C.Jamieson）、许妥玛（T.F.Rughes）、马根（F.A.Morgan）、班谟（J.L.Palm）、李辉华（L.Lefebvre）等9人。[18]从进入海关到1875年，杜德维仅用3年时间就升任税务司，德璀琳和吴德禄用7年，廷得尔用8年，薄郎用10年；哲美森用8年时间升到副税务司；许妥玛、马根、班谟用9年时间升至头等帮办；李辉华用6年时间只升至二等帮办。其中杜德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廷得尔毕业于纽约联合学院，吴德禄毕业于耶鲁大学。[19]考虑到德璀琳既没有亲友在海关做靠山又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能在7年内升任税务司，这个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第一次回国休假

1873年德璀琳在海关任职已满7年，他被批准首次回国休假2年。此次休假可谓公私兼顾，除了回家探亲以外，深受赫德器重的德璀琳还被指派参加了在维也纳举办的国际博览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博览会，也是德璀琳登上人生更大舞台的开始。

1870年，奥匈帝国政府决定继英国伦敦国际博览会和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后，于1873年5月1日在维也纳举行国际博览会，并邀请中国参加。由于对万国博览会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全国商务商情也了解不多，总理衙门责成赫德筹办此事。从1870年底开始，赫德就通知各口岸税务司准备土特产做展品，并指定广州税务司包腊（E.C.Bowra）到各口岸催办，届时由德璀琳、葛德立（W.Cartwright）、杜德维、汉南（C.Hannen）和包腊组成代表团到维也纳代表中国参加。奥匈帝国与德国同属德语系国家，母语为德语的德璀琳在此次展会上，正可以大展身手。在德璀琳等人的努力之下，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卓有成效，中国展品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各国好评。后来，奥地利政府给与会的德璀琳等人发了勋章，[20]清政府也对德璀琳等人“赏给三品衔”以示奖励。[21]从此直到1905年止，中国海关承办大小规模不等的博览会25次左右。

由于在维也纳展会上的出色表现，在1878年举办的巴黎博览会的组织活动中，德璀琳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负责为展会准备展品，而且负责中国馆的设计和布置北方展品。他甚至还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建议在巴黎展览会上开设中国饭店，将中国美食介绍到欧洲的美食大国——法国。尽管赫德当时认为，“这个建议恐怕很难实行，因为派出厨师、堂倌，运送烹饪用具、调味汁和中国菜肴的各种调料、原料等等，是极其麻烦的”，而且经费有限。然而，他也认为，“巴黎也许是世界上做这样一个尝试的最好的地方——他们能够制作出多么引人入胜的菜肴供人们品尝啊！”直到1883年赫德筹办在伦敦举办的渔业展览会（又称食品博览会）中国展区时，这个设想终于变为现实，所以德璀琳应当是将中国美食介绍到近代西方的创意人。由于展览的成功，巴黎博览会授予德璀琳“荣誉军团”军官的称号。[22]之后他还参加了1879年的费城博览会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展现了非常卓越的组织才能。[23]这是后话。

此次回国，对德璀琳来说也算是荣归故里。作为一位年薪2000多英镑、前途无量的年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有理由骄傲地面对成长的家乡亲人和儿时的伙伴。此时的中国海关在赫德苦心经营之下，已经名声大振。中国海关的工作薪酬待遇优厚，对西方人是颇具吸引力的。1869年海关规定，一名税务司的年薪为6000～9000两，合2000～3000英镑。此外，内班职员工作7年后可享受2年拿半薪的休假，并准予报销本人及家庭成员（5名以内）返程路费的一半。税务司、单身的副税务司和帮办还可以安排宿舍，已婚的副税务司和高级帮办则给予房租补贴，内班和外办职员都享受免费医疗。[24]这样，在海关工作的人，“其薪水和其他进项加起来要远超西方外交部门，再加上中国廉价的住房、食品和仆人，一个精打细算的家伙就能节余下他的一半薪水，并计划提前退休”[25]。

回到德国后，德璀琳首先用在中国积攒下的薪金，为母亲在亚琛租了一处大房（这里也是他婚后的新房）。在维也纳，德璀琳还获得了一份美妙的爱情，他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富家小姐。既是薪水丰厚的中国海关官员，又刚刚在维也纳博览会上获得了国际声誉、证明了无量的前程，仪表堂堂、器宇轩昂、能言善辩的德璀琳很快俘获了小姐的芳心，两人闪电结婚。据德璀琳后代说，这位小姐与欧洲最大的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有亲属关系，后者为德璀琳日后在欧洲的一系列活动提供了可靠的财务担保。至此，德璀琳来中国发展后的第一个阶段，凭借勤奋的个人努力、凭借卓越的能力，善于捕捉和利用机会，终于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并且成家立业。

图1-12 德璀琳在中国海关工作后，用薪金为母亲在亚琛租了这座古建筑附近的房子，现已不存（作者摄于2011年8月）

说英语的在华德国侨民

德璀琳出生的那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年。从那时开始，中国古老的大门逐渐被打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涌入中国，其中也包括来自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商人。在近代，尽管早在18世纪，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特准设立并从中分红的“普鲁士王家艾姆敦对华亚洲贸易公司”，就从普鲁士派船到中国，进行茶叶、生丝、丝织品和瓷器的贸易，但是，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战胜中国后，即将打开一个拥有3.5亿顾客的市场，中国才引起了普鲁士的注意。[26]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20年中，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商人纷纷前往中国。1849年初在中国只有33名德意志人，纯粹由德意志商人经营的商行只有4家。而此后，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商人在条约中所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以及香港定居开业。1860年，也就是德璀琳离开中学到比利时首都工作的前后，当普鲁士东亚考察团到中国时，他们发现差不多所有通商口岸都有德意志商行。[27]

勇于冒险的航海家更是走在前面。19世纪50年代，汉撒同盟城市特别是汉堡的船，在中国沿海航运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汉堡领事的报告，1853年有25只汉堡的船和9只不来梅的船、1855年有39只汉堡的船和10只不来梅的船，驶入香港以及广州附近的黄埔；1856年有90只汉堡的船驶入香港。普鲁士考察团成员于1861年在天津为欧洲人新开放的停泊地见到15只汉堡的船、4只不来梅的船和6只其他国家的船。据他们估计，从事中国沿海贸易的德国船为200只，中国沿海航运绝大部分被操控在德国人手里。[28]

中德《天津条约》的签订为德国商人进入中国市场扫清了障碍。该条约仿效英、法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承认德国商人享受与其他列强一样的低税则；德国公民获准在为外商开放的口岸居留及在该处经营工商业、购置或租赁土地房屋、修建教堂以及在通商口岸之间用他们的交通工具运载货物往来；中国政府保证保护德国侨民以对付中国民众的袭击；只有德国领事有权逮捕及处分德国侨民；中国政府应对任何德国人与德国人之间或德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之争执不加干涉；德国军舰允许开往中国所有通商口岸。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天津，不晚于1862年4月，就已经至少有一位德国商人来到这里经商了；他于1863年2月12日被任命为普鲁士皇家驻津领事代办处的领事。[29]1870年上海有德国人138人，仅次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外侨人数中排第三位。[30]

德国社会中，一些出身中下层家庭的青年也来到中国寻找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十五至二十年以来，有进取心的青年商人纷纷前往东印度和中国去，他们通常除了精神上的资本而外，别无其他资本”。由于英国是在华贸易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通商口岸的英国洋行最多并且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些来华的德国青年往往受雇于英国洋行。他们在这些英国洋行工作几年，熟悉了当地情况并积攒了一定的资本后，再开创自己的事业。所以，通常他们跟英国的联系比跟本国更密切。“最初可能主要是高工资打动了他们，对可以录用的职员，大的英国商行给三千至四千塔来尔。他们在这些位置上做上几年，从小的、店主允许他们做的副业中赚到一些钱，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并且利用这些为日后自己独立创业的基础。”据说，差不多所有在中国的德国商行都是用这种方法创立起来的。[31]

这些德国洋行通常与德国的关系并不广，而往往和英国商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并用英国的资本来周转。甚至于，一家德国瑞生洋行长期作为英国阿姆斯特朗军火厂的在华代理人进行商业活动。同英国密切的商务关系，在英国的优势下所过的生活，以及经常与那些充满了强烈的资产阶级民族自豪感的英国人接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德国商人中有许多人很快地模仿了英国的社交方式，甚至在彼此交际时讲英语。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相似的状况仍然存在于上海、天津等德侨聚居的地方。[32]

“没有祖国的冒险家”

德璀琳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到中国。他与这些通商口岸中的外国侨民一样，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孜孜以求，并且跟英国的关系比跟本国的关系更为亲密。与遥远的祖国相比，英国所给予的机会和保护是更为实在的依靠，中国各地通商口岸的非英籍欧洲侨民，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种“自私自利”的亲英行为，当然也引起了国内同胞的强烈不满和鄙视。

虽然倍受在华外国侨民的推崇和李鸿章的重用，但德璀琳在其本国并未受到政府的特别重视，只有普鲁士王国曾授予他一枚二等王冠勋章，而统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却从未给过他任何荣誉。同他在中国和世界所获得的地位和荣誉相比，并考虑到他的老竞争对手赫德在英国所得到的荣誉，这显然是非常令人尴尬的。

德璀琳在德国的坏名声来自那些驻华使节。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v.Brandt）在成为德璀琳的朋友前，曾经很不友好地批评德璀琳：“像很多在外国的德国人一样，德璀琳属于那种没有祖国的冒险家。他和其他人一样，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中国人自居，并且很明显地拒绝参加在天津的德国战舰上举行的庆祝德皇和皇后生日的庆典，而其他德国人都以能参加此庆典为荣，德璀琳的这种行为看上去好像不属于他本来的国家一样。”[33]巴兰德的继任者绅珂（G.v.Schenk zu Schweinsberg）虽然客观地认为，在德国与中国的利益关系上，德璀琳是完全中立的。[34]但绅珂很快被调走，他的继任者海靖男爵（E.v.Heyking）更是处处与德璀琳为敌。“在海靖眼里，德璀琳是一个不可信任、处处想着自己和哥儿们利益的中国化了的德国人。”[35]海靖不能理解，“一个德国人如何能够为一个国家服务30年，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他很不喜欢并且也是以一种非常傲慢的眼光来看待的，他还形容中国人为没有‘血性的民族’，既没有能力交朋友也不懂得仇恨”[36]。海靖的敌意影响和阻挠了德璀琳的诸多计划，为此，德璀琳不得不于1898年委托自己的大女婿汉纳根到外交部提出抗议。

德璀琳虽然与德国来的使节们关系不那么友好甚至彼此敌视，但是他与本国的工商界却关系密切。他与德国军火商们建立联系，主要是通过汉纳根父子。德国军火输往中国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在1875年就从德国军火商代表李迈尔手中购买过一套野战炮队的装备。对于刚刚在中英烟台谈判中得到李鸿章赏识的德璀琳来说，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来直接介入李鸿章与德国军火商之间的军火买卖。这个时期李鸿章与德国之间军火贸易的主要推手是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及其手下的天津领事馆。在英国驻华外交官看来，巴兰德“经常强迫中国人购买德国武器”[37]，他利用自己与李鸿章的亲密关系，抓住中俄伊犁危机和中法战争所造成的机会来为克虏伯、伏尔铿等德国大军火商推销大批军火。

虽然此时的德璀琳地位尚无法与巴兰德相抗衡，但是军火贸易的巨大利润是德璀琳不可能弃之不顾的。于是，德璀琳在1880年利用向李鸿章推荐老朋友汉纳根做其私人军事顾问的机会，增强对李鸿章在武器购买方面的影响力。很快，汉纳根就成功说服李鸿章订购了1000支步枪。接着，汉纳根又劝说李鸿章进一步购买15万支步枪，汉纳根父子将从中赚取总价款的20%的佣金（不过这笔军火买卖最终没能成功）。[38]

总的来说，在中法战争之前，德璀琳的威望还不足以达到能够为其谋取巨大利益的程度，特别是他的背后并没有德国政府的支持。当1880年7月德璀琳谋求取代赫德成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时候，支持他的只有李鸿章，而德国政府并没有让德璀琳取赫德而代之的打算。

一八九五年之后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德璀琳和汉纳根个人事业的转折点。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使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李鸿章开始逐渐失势，本来以李鸿章为靠山的德璀琳与汉纳根也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在帝国主义列强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略瓜分中国的情况下，谁还需要中间人呢？！

德璀琳失去了他原本有限的作为德国在华利益维护者的价值。他对祖国本来的那一点忠诚也全部转化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1897年时，他还坚决地反对盛宣怀利用比利时财团资本修筑卢汉铁路的计划；而到了1899年，德璀琳就决定与有比利时、法国等国财团背景的东方辛迪加合作，共同侵占开平煤矿。这个转变如此之大，除了涉及个人的巨大利益之外，是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的。

对日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使清政府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战后，李鸿章和张之洞建议修建一条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1896年，当李鸿章访问比利时会见利奥波德二世时，就卢汉铁路的修筑问题进行了商谈。1896年10月12日，中国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建议，允许外国金融资本家参与修筑卢汉铁路，但外国资本家必须是对中国没有政治野心的国家的，如美国或比利时。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作为李鸿章的下属，盛宣怀的这项建议不过是执行李鸿章在欧洲时所制订的计划而已。最后，俄法两国均参与了比利时的筑路计划。

德璀琳希望在中国成立一个结合英国利益的类似海关的铁路总局，而自己成为总铁路司——一个与赫德同等地位的在华外国人。为此，他一直在游说李鸿章修建铁路。早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人就对在中国修建铁路以与欧洲铁路相连接极感兴趣。作为铁轨生产商，克虏伯曾命其营业经理部在一封致李鸿章恭贺其被任命为大学士的贺信中“提及铁路”，但是此后并无进展。[39]20年后，克虏伯兵工厂甚至还送了一套小型的铁路模型给李鸿章作为礼物。身为德国人的德璀琳自然不能容忍盛宣怀那份排除了德国利益尤其是排除了自身利益的合同。

在这份合同批准以前，德璀琳向皇帝递了一个条陈说，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骑在虎背上，四面张望，而没有一点获得帮助的希望；他抱着宰割人民供老虎饱腹的主意。比利时是一个富有的小国，但是，它同中国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这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很大的交情。他们怎么会突然把这么大的一笔款额借给中国呢？法国人实际是这件事情的主使人，并且有俄国人帮助他们，……俄法的目的是要获得中国中部地区”[40]。但是，由于俄国和法国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的最新盟友，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得到了俄国代表提出的俄国政府的保证以对抗列强的反对，因此德璀琳的阻挠没有成功。

未几，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为了占有开平煤矿，德璀琳却决定主动引进比利时的资本。这时他所列举的理由竟然跟他先前反对盛宣怀向比利时借款的理由如出一辙——“比国作为财政来源有很大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兴办事业的政治力量，因为它是个很小的国家，而不是个侵略的国家”，并且比利时的金融家多半和德、法、俄的财团有关。[41]

这说明，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并由此而面临列强的瓜分可能，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实际面临列强的瓜分，德璀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一开始他极力想要保全中国，但之后他预计“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会出现多年的无政府状态”[42]，于是他就完全抛开清政府的利益，转而一心一意地为自己家族的利益打算了。

德璀琳与德国的对华殖民政策

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通过三次对外战争得到统一，而统一后的德国很快走上掠取海外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尤其是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后，迫不及待地要使德国从一个欧洲强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强国，国王及其一部分大臣们“也要属于自己的那太阳下的一席之地”。[43]

在德国统一之前，俾斯麦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地处中欧、三面环敌的不利地理形势，欧洲大陆上的强国法国和俄国，包括隔海相望雄踞世界霸主地位的英国，都不希望看到在欧洲大陆的心脏位置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来破坏欧洲的均势。[44]因此俾斯麦认为，即便在统一后的一定时期内，也应当推行“大陆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大陆，注意与俄国的友好关系以防止俄法结盟，对世界霸主英国则分外小心不去招惹，避免过早卷入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所以，德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但是其主要目的是获取德国的海外商业基地，为同其他强国商人进行竞争的本国商人提供保护，并维持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以便因势利导促进国内统一安定。

虽然俾斯麦反对夺取殖民地作为德国移民海外的居住点，但他并不是真的反对殖民主义。事实上，在蒲安臣代表清政府访问欧洲时，俾斯麦还与蒲安臣秘密地讨论过关于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基地的想法。接着，在1870年俾斯麦再次秘密地要求德国驻华公使与美国驻华公使商议，在不引起同美国竞争的情况下在鼓浪屿或者舟山群岛取得一块海军基地。[45]可以说，德璀琳在中国的亲英行为，与俾斯麦对英国的态度是不相违背的；而他在1895年以前对俄法联合扩大在华利益的防范，也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威廉二世登基后，俾斯麦被迫于1890年辞职。独掌大权的威廉二世一改俾斯麦稳健灵活的对外政策，命令“全速前进”，从“大陆政策”转而推行“世界政策”，加入列强间对海外殖民地的霸权争夺。在中国，1896年德国为扩大对华影响力，与列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联合俄法，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于中日甲午战争中占领的辽东半岛。德国借机于1897年占领胶东半岛，在青岛建立起它的“模范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它对中国的殖民活动才告终结。

在德国的对华殖民活动中，德璀琳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他的思想与其本国的殖民政策并不始终相一致，这一点很耐人寻味。1872年施陶煦（A.v.Stosch）在国会提出的报告中提到在长江附近的镇设立一个德国居留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时任镇江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发起的，此项计划引起了热心殖民的上层统治者的关心。当时还是皇储的威廉二世请首相俾斯麦认真研究这个计划，但是首相坚持，做这种事的时机还未成熟。俾斯麦的反对出于以下几方面的顾虑：一是预料中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抗；二是德国国内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反对；三是德国建国以后与欧洲各国的关系。[46]

然而，20多年后，当1896年德国政府向到访德国的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提出，作为对德国于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所提供的帮助进行补偿而允许德国在中国建立基地这个问题时，陪同李鸿章一起出访的德璀琳却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的建议是，清政府主动将胶州湾开放为通商口岸，转让使用权，以免被迫割让土地；德国资本界则获得开发贸易基地的可能并可打开内陆市场，而德国海军也可以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及主权的前提下在那里修建船坞和码头。最终，德璀琳这个“道德获取”的计划却两头落空：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埋怨，正是德璀琳引起了德国人对胶州湾的注意；而德国政府显然也对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不感兴趣。[47]

德璀琳并不是在华侨民中唯一遇到这种尴尬处境的。身为侨民，他们既希望本国在华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自己在华的商业利益和保证人身财产安全；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们也希望本国在保持优势条件下能与中国政府尽量友好。同时，侨居中国多年，他们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对中国所遭遇的列强侵略给予了一定的同情，这使他们不愿看到中国沦为在宗主国面前毫无地位、饱受压榨和奴役的殖民地。为此，德璀琳等在华侨民一方面尽其所能地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开放其市场，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维护其独立地位。

然而，在近代列强与中国优劣明显的实力较量中，在帝国主义垄断财团来势汹汹的掠夺下，在殖民主义赤裸裸的蚕食侵略面前，他们的愿望，无论是出于道德的还是利己的，却总是落空，并且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正如德国学者施密特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距离列强，尤其是德国，可以不费一枪一炮就迫使中国割让土地仅剩一年半（此处指1897年11月13日德国通过胶州湾事件占领青岛距李鸿章访德的时间）的时候，仅仅是为了使一个其弱势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国家强大起来就主动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殖民扩张，这样的要求势必显得荒唐可笑。”[48]

随着中国一步步走向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德璀琳在中国的事业也开始走向衰落。作为一名侨民，从他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他的命运就已经与侨居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