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沿革

（一）早期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肇始于19世纪社会学始祖孔德（Auguste Comt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发展了其理论观点。

孔德认为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制度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十分类似于生物器官对有机生命的作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更是把社会假设为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系统，并第一次提出了后来成为功能主义核心范畴的基本概念：结构、功能、分化、同质性和异质性、功能相互依存等。

斯宾塞比较了社会结构和生物结构的相似性，他认为：（1）社会和生物体一样都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2）社会和生物体一样，随着自身尺寸的增大，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也在增加；（3）随着结构差异的出现，功能也开始出现差异；（4）社会和生物体一样，其中的各个器官/部分是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的；（5）各个器官/部分本身也是一个子系统，有其运作规律；（6）生物体和社会一样，当整体的机能被损坏而不能运作时，其中的子系统有可能还会存在一段时间。

杜尔凯姆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借鉴了斯宾塞的很多观点。杜尔凯姆认为当我们分析社会时，必须先搞清楚各个组成部分整合的程度，并确定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对社会整体的功能。在功能主义基本的认识范畴下，杜尔凯姆明确指出社会是由各种“社会事实”（social facts）组成的，这些社会事实独立于人类的控制之外，同时维持着社会秩序并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任何社会学解释都应该首先指出某一现象的原因，其次指出它的功能。[2]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成因必须和其功能分开来研究；同时要认识到社会整合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对各个组成部分的存在与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3]延续此思路，杜尔凯姆撰写了《自杀论》。杜尔凯姆认为自杀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他用实证的方法试图阐述为什么天主教徒的自杀率比基督教徒的自杀率要低。他首先分析了自杀的原因：自杀是因为某人的焦虑和压力得不到释放和缓解。其次阐释了宗教的社会功能：（1）宗教具有增强社会凝聚力功能；（2）社会凝聚力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减压的心理支持；（3）天主教比基督教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因此天主教徒的自杀率相比基督教徒来说较低。杜尔凯姆用自杀这一社会现象很好地诠释了功能主义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的视角。杜尔凯姆因此被誉为现代结构功能主义最重要的奠基人，也为使美国社会学“从经验主义理论化的泥潭中解脱出来”[4]做出了贡献。

20世纪两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对现代功能主义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功能学说在早期的人类学那里主要是针对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论等思想而产生的。受杜尔凯姆的影响，人类学家主张理解文化特质的功能是研究社会的必备工作。拉德克利夫-布朗强调，整合是每个社会生存的必备条件，社会中的结构与组织都是为此而存在并运转着的。经济结构、宗教仪式和亲属家族组织也都是为社会整合而存在的。[5]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社会制度之起源乃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理需求。他指出每一种风俗、概念、物质、思想、信仰都具有很重要的功能，都是社会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尽管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但都认为：社会是由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的最小单位是个人，而个人则以种种形式与他人相结合，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确立各自的社会角色，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这种联系和维持联系的制度，被他们称为“社会结构”。

（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成熟与发展

现代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要属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部名著《社会系统》（1951）、《现代社会体系》（1971）中。帕森斯首先将社会秩序确立为其社会学理论的中心议题。帕森斯假定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一种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而社会秩序正好来自人们这种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比如西方社会里的宗教就代表着此类价值观念，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和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而社会结构（角色、组织和制度）则实行和维护着这些社会价值和目标。[7]帕森斯在他晚期的著作中重点发展了他的社会系统论。[8]帕森斯把社会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行为有机体（人的生理系统），它由行动者的躯体和神经系统组成；人格系统，它由行动者的动机和取向组成；社会系统，它由多个行动者或角色之间的互动和关联组成；文化系统，它由行动者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抽象东西组成。这四个子系统分别履行以下四类功能。

其一，适应（A）——行为有机体的生物特性决定着系统适应的性质，并为满足适应性功能需求提供基本能量。

其二，目标实现（G）——人格系统履行的功能，行动系统要求满足的正是在聚合和调节个体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的。

其三，整合（I）——社会系统是由各个行动单位通过制度化关系连接而成的，因此满足着行动系统的整合要求。

其四，模式维持（L）——文化系统中所包含和保存的价值规范为整个行动系统提供着基本模式。

以社会系统为例，帕森斯认为其中每一个制度领域都分别履行着这四个功能。比如，经济领域是为了满足适应功能；政治是为了目标实现；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完成社区的整合功能；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执行了模式维持的功能。同时，帕森斯还强调社会是具有一切必要生存功能的有机系统，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的组合。在社会系统中，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按照一定规范进行的。帕森斯的系统理论对体育社会学初期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帕森斯的学生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批判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首先，默顿严厉地批评帕森斯的理论过于抽象和宏大。他认为建立这种宏大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主张大力发展所谓的中层理论——介于经验总结性微观理论和宏大社会理论之间的理论。其次，默顿还批评了过去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三个错误。（1）功能同一性观点，即认为社会系统的任何局部对整体社会都具有功能性。默顿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并不具有全社会的功能，而仅仅对社会的某个部分具有功能。（2）功能普遍性观点，即认为社会的任何一种活动或仪式都完成了某些对社会有益的功能。而在默顿看来某些活动或仪式对社会的某些部分具有有益的功能，而对社会的其他部分则可能不具备任何功能，有的可能具有负功能。（3）功能不可替代性观点，即把某些制度看成不可替代的。默顿则认为，可以有一系列相互替代的社会制度来发挥同样的功能。因此，默顿将注意力从帕森斯的宏观理论（the grand theory）转向了中层理论（the middle-range theory）。在默顿看来，社会学更需要建立在抽象程度较低的基础上，更具经验性和可操作性。他指出，社会结构的功能可以是“显功能”，也可以是“潜功能”。所谓显功能是指那些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和容易为大多数人所认识的功能。而所谓潜功能则是指那些不明显的、不为人们所预料的和不易为大多数人所认识的功能。[9]同时他也提出了“正功能”和“负功能”的说法。有些功能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则是“正功能”；如果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阻碍社会需求的满足，则被视为具有“负功能”。默顿的理论后来常常被用来解释社会“失范”现象。他提出的理论仍然保持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系统思想的精华，并完善了功能分析的方法，将结构功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总体来看，结构功能主义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个人主义功能主义（individualistic functionalism）、人际功能主义（interpersonal functionalism）、社会功能主义（societal functionalism）。个人主义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他提倡社会制度以及社会价值观必须为社会成员个人的心理需求（如情感、身份认定）和生理需求（如饥饿、性）服务。他认为每个社会都要满足其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虽然他也承认这种对个人需求的表达有时会受到整体文化的影响。人际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拉德克利夫-布朗。这种功能主义范式主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活动如相互送礼、开玩笑、串门儿等都会减少社会紧张感。这种互动机制被看作降低社会紧张程度、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整合社会的解决方案。社会功能主义则以杜尔凯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为代表。杜尔凯姆认为功能就是那些满足社会系统需求的实践活动。他认为一项功能的成因和效果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比如，很多社会制度包括对罪犯的惩罚制度，这是出于社会反犯罪的集体情感。而这种反犯罪的集体情感也可以看作惩罚制度的结果，因为惩罚功能使得这种反犯罪的集体情感得到维持。结构功能主义一方面强调“部分”，而把“整体”作为反射各“部分”功能和效果的“挡板”；另一方面强调“整体”，并认为只有当“组成部分”对“整体”做出贡献时，才值得人们去研究。[10]

综上所述，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论，它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协调”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不太提及社会冲突，而是倡导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它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基本需求，社会各部分都应为满足这些需求服务。[11]结构功能主义学家认为社会系统的有效运转主要是为了：（1）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教化，使他们学习和接受社会主导的文化价值观；（2）增强社会成员的联系、促进合作关系；（3）激励人们通过社会许可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所认可的目标；（4）防止外界的干扰，以达到整体社会系统的稳定。只要这四个方面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社会秩序就可以很好地维持，社会成员个体也会受益。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是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战后，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达到了鼎盛时期。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研究中盛行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社会学家的质疑和攻击，这种趋势持续到了六七十年代。虽然在社会学界，结构功能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判，但是这个时期，结构功能主义在体育研究中扎下了很深的根基。它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