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的时代境遇

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创新不仅与其所处历史时期的思潮有着关联，还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哲学史家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17]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8]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原初语境的探索不能仅仅局限于其所诞生、发展时代的思想史背景，更应深入到其所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即追问其所产生之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关注社会变革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一，对马克思来说，面临的第一个时代变革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宗教改革以及随之兴起的宗教批判，并由之带来的旧的社会体制的瓦解、新的世俗社会（市民社会）的形成。

在整个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宗教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上帝的信仰，构成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信仰为人们构建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和精神的家园。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19]因而，在当时的境遇下，宗教是现实世界的根据，也是人自身存在的根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个社会因完全处于宗教的笼罩之下，以宗教为核心所架构的整个旧的社会体制统治着人，并使人成为旧的社会体制的奴隶，必然导致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限制着人的自由发展。

庆幸的是，伴随着启蒙理性的唤醒，人们认识到了宗教的这一本质。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但是，在宗教中，这种意识和自我意识实现了最初的重合。因为，在现实中，感性的对象存在于人之外，而宗教的对象却存在于人之内。因此，宗教本质上就是人类关于自己的意识，即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20]。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宗教来源于人的自我意识；但另一方面，这一源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恰恰成了与人对立的存在，即人与上帝的分离、对立。上帝本来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但是，在宗教中，上帝成为人顶礼膜拜的存在，而人却在这种“仰望和敬拜”中失却了自己，人就成了神的附属。正是基于这一分析，费尔巴哈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21]。马克思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了分析。在他看来，“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因此，“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3]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指向并非单纯是要彻底消灭宗教，而是彻底瓦解以宗教为核心所建构的社会体制，由此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主张，“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二者是目前德国主要关心的对象。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24]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只是第一个层面，更为关键的是对宗教批判之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

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在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分析“上帝死亡之后人的无所依靠状态”，即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体制瓦解之后所形成的市民社会。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25]这客观地为我们呈现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个人的主体性、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这样的社会，马克思在充满期待的同时保持着警惕。一方面，市民社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人以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却是同整个社会的基本建制和结构紧密相关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人阶级的处境：较之于之前，从失地农民身份转化为工人身份，意味着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即他可以将劳动力出卖给这个工场主，也可以出卖给另外的工场主的自由，但有一点是不能突破的：为了维持生命，他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6]这种对政治的批判，实则就是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就是追问，市民社会的到来能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如果不能，我们应该建构一个怎样的社会？如果能，这样的社会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因此，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对市民社会结构和发展的逻辑的分析，对市民社会所有制形式、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状况、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体制等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并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剖析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

第二，对马克思来说，面临的第二个时代变革就是人类历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开始由农业社会、手工业社会进入大规模制造的工业化时代，以及商品自由流通的商业化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奏响了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的先声。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是人类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最直接的表现是，由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所推动的大工业化的生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得以建立和扩大”[27]。当然，与之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既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制度、社会阶层等显性层面的变化，也包括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隐性层面的变革。分工、大机器生产、信用、信贷、资本、工人、资产阶级等都成为在理论层面表征其特征的核心范畴和概念。英国学者麦克法兰曾把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称之为“现代世界的诞生”。这个现代世界表现在五个层面，人口结构、政治支柱、特定的社会结构、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以及“科学的”和“世俗的”思维方式。[28]归结起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新样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既是权力也是关系。资本高高在上，一切都唯其马首是瞻。“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和特征。恰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9]资本彻底地变革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社会关系，全方位地变革了以往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

那么，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能否使人们过上理想的生活？能否改变旧有的社会现状并彻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经过认真的研究，马克思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在他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贫穷、饥饿、奴役、压迫等并没有消失，反倒以新的样式呈现出来。波德对此持同样的看法：“19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严重的对立状态：即富人和穷困的工人之间的对立，受教育的宽裕阶层与粗陋的困窘阶层之间的对立，权势阶层与绝对从属阶层之间的对立。”[30]马克思将其概括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1]。因此，在资本逻辑肆虐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依然遭受着抽象的统治。为此，马克思深切地意识到，要彻底推进人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对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2]作出透彻的分析与解释。为此，马克思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对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全面的把握：对异化的分析、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剖析、对资本本性的分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阐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商品、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的分析，都使得马克思坚信：“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

第三，对马克思来说，面临的第三个时代性的变革就是世界历史的逐步形成，即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界开始联结为一体，初步进入全球化时代。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真正意义上的加速则是15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支撑下，欧洲通往印度新航路的发现、美洲的发现、环球航行以及其他人类跨地域性活动的开展，更使得人类的交往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国家，而呈现出跨地区、国家的趋势。当然，真正推动人类走向开放社会、步入世界历史时代的，则要归功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导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

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迁。在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下，大机器化时代的工业生产使得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商品极为丰富，资本家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然要将所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资本的增殖本性驱使资本主义社会天然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列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深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34]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历史由此进入世界历史（全球化）的时代。

客观来看，提出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这一观点，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黑格尔就曾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意义上对世界历史做了观念论的考察，将世界历史的进展视为“一种合理的过程”[35]，看作具有自由意识的精神实现自身的过程。因而，历史必然终结于理性层面的“绝对精神”和现实层面的日耳曼民族。对此，马克思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做了探索。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马克思提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6]更为关键的是，他看到了在黑格尔等人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中所隐含的“秘密”：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人类历史上的过渡阶段，而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世界历史必将终结于资本主义。为此，马克思提出，对人类历史的探索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37]，并由此把握客观历史现实，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是要在此规律把握的基础上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世界历史的到来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就不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或国家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或全球性的。这样，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要面对的不仅是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关键的是要面对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或全球化。因此，全球化时代能否增进人类的幸福？全球化时代是否有利于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全球化时代对于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全球化时代是否最终有助于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构成马克思终生思考和追问的问题，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核心问题。

上述事实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思想史和时代背景。在思想史的层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或者说传统形而上学）已不能为人类提供理论的终极解释和行动的指南，那种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上世界的产物”的主张已经在现实的生活面前“失效”。在时代背景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人类进入世界历史，全球化正在到来，等等，这些都时刻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是否能够促成人类过上美好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既是马克思所面对的总问题，也是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我们都要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