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学术理论研究，方法论是关键。以什么样的方法论为指导，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近些年来形成诸多方法论原则，例如“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文本考证”、“版本分析”、“现实应对”等等。应该说，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方法论原则却背离了初衷，反倒成为制约学术发展的障碍。因此，重新反思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是我们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思考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问题的前提。

大体来看，可以将学术界目前存在问题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文本“考古”式的研究；另一种是问题研究中的“药方”式的研究。

所谓文本研究中的“考古”式的研究方式，主要是指在学术研究中一切都围绕文本展开。客观地讲，学术理论研究不可能离开经典文本，文本是学术理论的积淀成果，是承载着智慧和文明的载体，也是一切研究的思想之源。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有一些学者忽略了这点：在研究的依据上，过于强调文本，把文本的版本考证、同一文本以不同语种在不同国家的译本、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的语句表述上的是否一致等视为研究的重点；更有甚者，把研究的主要精力聚焦于一些细枝末节的名词、概念的辨析却避而不谈具有实质意义的思想分析。

学术研究关注文本无可厚非，但倘若像上面那样做，其结果就是，陷入本本主义。在学术研究中，这种本本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主要是从文本提出问题，而不是从理论或者现实提出问题；在分析问题的方式上，主要是以文本中能否查到、找到相同的表述为依据，而不是借鉴文本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框架、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主要是以文本有无对此问题的判断、结论为依据，而不是凭借独立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即使找到了答案，也不放心，而是要去翻翻文本，看是否跟文本中的“标准答案”相吻合；在判断问题的标准上，将是否符合文本，是否和文本相一致视为检验的标准；在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上，主要是局限于文本中所提及的问题，而不是将理论和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视为研究的重点，等等。在这种研究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术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景象。恰如有学者所批评的：“回归文本的旨趣，不管是从思维推向存在还是把存在改造成思维抑或根本就是在传统话语中兜圈子，这种理论活动看起来很学术，实质上，在马克思的神圣肖像面前，除了对某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顶点仰望以外，就无事可做了。”[2]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对这种本本主义的研究方式作出反思。

文本研究并不一定导致教条主义，但过分地一切唯文本的做法必然导致教条主义。正如陶德麟所指出的，“教条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是否重视文本，而在于对文本的意义和作用如何理解”[3]。在我们看来，文本研究的真实价值在于，通过文本来追溯思想的源头和本真含义，并由此作出新的思考和研究，由此为破解学术和现实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而言，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4]因而，我们要关注文本，但更要注重文本所包含的问题，要关注文本所蕴含的思想资源对今天乃至未来的指导价值。

所谓问题研究中的“药方”式的方式，是指在学术研究中，当遇到理论或现实的问题时，人们执着于在固有的文本或理论中寻找“标准答案”的研究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这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表现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可以“包治百病”的药方或者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并随意套用的“公式”，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视为破解问题的“锦囊”，只要遇到理论或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似乎只要从“锦囊”拿出妙计，就能化险为夷。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演变为“药方历史唯物主义”。

以问题研究的“药方”式的方式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1）以“教条”的方式研究“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一切“药方”。因此，一旦遇到具体的理论或现实问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反思问题，而是试图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讨要”具体的解决之道。例如，有些学者依然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语境中思考“当代”问题；有些学者将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等同于今天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动态”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如阶级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自身的调适等），因而，所谓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对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没有丝毫的观照。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懒人思维，遇到问题，以为只要找到“药方”就能解决问题，殊不知，不同的病症需开不同的药方，即使是同一个药方，不同的药的成分及分量也不一样。（2）以“回溯”的方式研究问题。这种方式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遇到问题时，只会去翻文本、查文献，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么说的，要是查到了，就很高兴，寻章摘句，照搬照抄；要是查不到，怎么办？硬往上靠，只要沾点边的，哪怕是有点“像”的语句都被摘抄出来，奉若圣经。于是乎，马克思的城市规划观、马克思的网络发展观、马克思的河流治理观，乃至于马克思的慈善观，等等，都被提了出来。应该说，我们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上述提及的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或者也可以对上述现实问题加以解读，但是，倘若简单地死套硬搬，恐怕解决不了问题，反倒会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教条化。（3）以“模仿”的方式研究问题。这点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比较常见。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但是，在学术界，有些人却“剑走偏锋”，简单地“模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解读。例如，一些人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空间问题、消费主义、生产批判、日常生活批判、文化霸权理论等的分析，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理论产生的具体理论语境和时代背景，例如，在对文化霸权的理解中，一些学者不仅仅分析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内容，还用其来谈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全然不顾这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殊不知，不加消化地照搬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解读的马克思，恰恰是歪曲了的马克思。更为讽刺的是，这种用以研究问题的“药方”式的思维方式思考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一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表现。

总体来看，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问题，即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要破解这种局面，我们倡导，应该在思想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开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境界。

在思想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开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境界，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诞生、发展时的思想史和时代背景，从而能够在原初语境的意义上理解其本质内涵。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观照当代的思想史和现实背景，从而在新的视野中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实现其当代阐释。

哲学史学家梯利提出：“每一种思想体系或多或少地有赖于其所兴起的文明、以前各种思想体系的性质，及其创始者的个性。”[5]因此，回归理论诞生发展的思想史和现实语境，才能在基础理论的层面上阐释其本质意蕴。为此，我们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1）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发展的思想史背景，即追问历史唯物主义在诞生之时所遭遇到的社会思想思潮、学术观点等，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继承和批判这些思潮、观点的影响的，进而从中剥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2）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发展的现实背景。主要是追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何种社会现实展开思考？他们遭遇到了何种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怎样从理论的层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作出分析和阐释？（3）从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理论（思想）史和社会现实背景出发，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学术理论思潮以及处于全球化、社会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从而在回应理论思潮和时代问题中，丰富其时代内容，拓展其理论视野，从而在思想史和社会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

在新的历史时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如何完成这一使命，完全取决于我们选择的方法论原则。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锦囊主义都不能作为备选的方法论原则。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单单是给我们留下了各类丰富的经典著作，还留下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我们不仅要用这些方法论原则去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在思想史和现实的语境中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实则是在新的视域中拓展、发展马克思主义。恰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就在于它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仍然是认识当代世界最强有力的认识工具，而不是我们从文本中能找到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6]这进一步启示我们，只有从基础理论的层面着眼，我们才能在理论的突破中推动现实社会的变革，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才能在与世界学术的平等、有尊严的对话中确立中国的学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