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厉鹗研究小史

厉鹗作为浙派的灵魂和宗师，从其步入诗坛至今300多年来，人们对他关注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实难与他在清代诗史上的实际地位相匹配。这样一种不匹配固然与厉鹗的人格追求与布衣身份有直接关系，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就难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纵观厉鹗研究的历史进程，相对集中的时期当在其生前及稍后；而繁荣期则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这里拟分三阶段略述之。

（一）身前至1911年：活跃期

这时期对厉鹗进行评价的“官方语言”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国史·文苑传》《清史列传》《杭州府志·文苑传》等。这些评价对厉鹗其人其诗作了简要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称厉鹗“生平博洽群书，尤熟于宋事”，称其诗“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2]，《清史列传》则评厉鹗“性孤峭，不苟合”，其诗“幽新隽妙，刻琢研炼”[3]，而《国史·文苑传》《杭州府志·文苑传》也大率类此。

较早对厉鹗的诗史地位和诗词创作作出评价的是厉鹗的一批挚友。检《樊榭山房集》附录二“挽词”作者共二十九人[4]，这些挽词是厉鹗研究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它之所以珍贵，其一是因为它是感性的，最接近原生态；其二是这些挽词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厉鹗生前至交，相濡以沫、相夕共处，最了解厉鹗，因而也最有发言权（当然也可能有溢美之词）。然而综合考查雍、乾诗坛实际情况，这些评价是恰当的，现举几例说明。

马曰琯是厉鹗生前至交之一，他评厉鹗：“年来吟社半凋零，胡后唐前失典型。寒鉴楼空小师死，招魂又复酹寒厅”，尊崇、痛惜之情溢于言表！闵华吊其“先生已是传千古，十卷诗词即子孙”（按，厉鹗一生无子）；杭世骏是雍、乾时期的著名学者和诗人，也是厉鹗至交，他评厉鹗逝去为“清词坠响文堂寂，瘦影飘空野寺昏”，“等身著作凭公论，住世风华付夙因”。陈章更把厉鹗逝去喻为“龛山潮莫争消长，学海文江一夕干”[5]。程梦星作为韩江吟社中人，厉鹗生前与其多有唱和，程的挽词曰：“诗才疑鬼复疑仙，落拓人间六十年。”惊慕之意也不可遏止！而陈章的另一首挽诗可谓厉鹗一生文学活动与地位的总结：

邗江诗社迭为宾，凭仗君扶大雅轮。

翡翠鲸鱼皆有得，敦槃无复主盟人。

这时期，较为集中地研究和评价厉鹗的，当推袁枚。袁枚运用诗话形式点评诗人及诗歌，在当时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厉鹗及其浙派是袁枚关注的一大焦点。首先是作为诗歌流派概念的正式提出就始于袁枚。后来朱庭珍《筱园诗话》、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皆沿用此说，因而“浙派”遂为一专用名词。其次袁枚还评论浙派及厉鹗，《仿元遗山论诗》之“厉樊榭”云：“小雅才兼大雅才，僧虔用典出新裁。幽怀妙笔风人旨，浙派如何学得来。”[6]袁枚对以厉鹗为首的浙派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对其好用典故替字也有所批评。另外，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李既汸《鹤征后录》、杭世骏《词科掌录》对其诗文也屡加评述。

传记年谱方面，撰有《厉樊榭墓碣铭》的全祖望是与厉鹗同时的经史大家以及浙东学派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厉樊榭墓碣铭》历述厉鹗生平、性情、著述，相当全面，故而向被厉鹗研究者目为重要文献，广为征引。其他涉及厉鹗生平的研究著作尚有钱仪吉编《碑传集》，李桓纂《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李元度撰《国朝先正事略》，张维屏撰《国朝诗人征略初编》，王昶撰《湖海诗人小传》，陶湘撰《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杭世骏撰《词科掌录》《词科余话》，钱林辑、王藻编《文献征存录》，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评述。年谱之著有朱文藻撰、缪荃孙重订的《厉樊榭先生年谱》（以下简称朱谱）。这些文献为全面研究厉鹗生平提供了一个初步而重要的依据。另据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载，梁启超有《厉樊榭年谱》一卷，但两检《梁启超全集》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惜未见。

这时期，厉鹗别集的整理出版也成绩颇丰。《樊榭山房集》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乾隆本，分两种：乾隆四年（1739）本，系厉鹗生前原刊；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是后来人用乾隆四年本翻印的，因而乾隆本都只收诗集十八卷。第二类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蒋刻本和光绪丁亥（1887）徐刻本，都只收了游仙诗和一部分词。第三类是光绪甲申年（1884）汪曾唯振绮堂本，这个版本有初刻本和补充本二种。这是目前最为完善的本子。因为补充本是在初刻原版基础上，增加“集外诗”自《题郭云日记真迹》以下共二十九首，又《集外文》一卷二十一篇，因而收录最为完备。现代流行的《四部丛刊》本及《国学基本丛书》本都是据此本影印和排印，可谓后来居上。另外，乾隆二十六年（1761），厉鹗从子绣周之友鲍廷博刻《游仙诗》三百首。乾隆三十四年（1779），汪沆刊樊榭《文集》八卷，都堪为称道。

附带指出，由于厉鹗作诗喜用典故，加之他学问极为广博，所以读者每每理解困难。有感于此，清代道光、咸丰之交的学者兼诗人董兆熊对厉鹗诗十六卷加以详注，实为有功于厉鹗研究。

（二）1912年至1979年：沉寂期

这一时期，由于时代大潮的风起云涌，厉鹗研究陷入沉寂。但也有一些成绩，值得珍视的是两部年谱之著。

首先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陆谦祉的《厉樊榭年谱》（铅印本，以下简称陆谱），不但在篇幅上较朱谱大为增加，而且补充了不少罕为人知的事迹及史实，显示了厉鹗研究在沉寂中仍有推进。另一部年谱之作是孙克宽编《厉樊榭年谱初稿》（《大陆杂志》1978年第6期），惜因在台湾出版，难以见到，想必较陆谱又有所增益。

生平传记的叙述，在这时期，尚有郑方坤的《清朝名家诗钞小传》，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小传》，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多有涉及，基本雷同而少新意，兹不赘述。

文献出版整理方面，这时期以清代光绪甲申汪氏振绮堂本为底本，影印或排印的《樊榭山房集》“四部丛刊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有力地促进了厉鹗别集的流传与布扬，诚功不可没，这些本子为后来学者研究厉鹗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三）1980年至今：繁荣期

1980年以后，清诗研究从整体上开始复苏，但仍不尽如人意。学术界对厉鹗也有所关注，然而真正的繁荣是要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时期厉鹗研究开始突破过去多生平研究、少涉及厉鹗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状况，开始把厉鹗及其创作放在清代文化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观照，并对厉鹗创作的特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果。

1980年以后的三四年中，陆续出现了几篇专论厉鹗创作的论文。其中有陈有琴的《略谈厉鹗在西湖写的各体诗及其他》[7]、陈铭的《诗魔厉鹗和他的西湖泛月诗》[8]、杨海明的《从厉鹗的〈论词绝句〉看浙派词论一斑》[9]、朱则杰的《论厉鹗的诗》[10]，这些专题论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相对集中地出现，昭示了厉鹗研究新纪元的到来。同时，这些论文都相当中肯地对厉鹗作了评价，如杨海明《从厉鹗〈论词绝句〉看浙派词论一斑》一文，首先认为以诗论词应从厉鹗开始，然后分十二小节分别对厉鹗《论词绝句》进行笺评，最后把厉鹗词论主张归纳为四点：强调词的艺术性，“以婉约为正宗”；主“雅”黜俗；崇尚姜（夔）、张（炎）；重格律。同时也批评其词论“偏重艺术而比较忽视思想内容”[11]。

在上述几篇专论之后，厉鹗研究又有十年之久的消歇期。以1994年为界，厉鹗研究渐入佳境。1994年至今，发表的专论厉鹗及其创作的论文十多篇，涉及厉鹗的文章著作更多。

刘世南《厉鹗与浙派》一文[12]，是这一阶段发表较早的文章。该文从“浙派的产生”“厉鹗的诗论”“厉鹗的诗”“对浙派的评价”四个方面，力图对厉鹗及浙派作出恰当的评判。稍后发表的王英志的《厉鹗山水诗初探》一文[13]，也是对厉鹗诗歌创作进行探索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厉鹗词的研究方面，高建中的《略论樊榭词》[14]是一篇力作。[15]

真正标志着厉鹗研究繁荣期到来的首先是严迪昌的《清词史》和《清诗史》以及《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16]和《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17]等著（文）的出版与发表。这些著作与论文的价值首先是构建了一个研究清代诗词的总体思路。如严迪昌在剖析清诗发展演变规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代诗史嬗变流程的特点是：不断消长继替过程中的‘朝’‘野’离立。这是迥然有异于前明的复古与反复古态势的特定时空阶段的诗史景观”[18]。同时，对于贫寒憔悴的“草根阶层”所抱有的强烈同情以及热烈的赞扬，使诗史研究也别有意味地“著我之色”。对特定诗史的深重审视，对诗人诗心的感悟，对清代人文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真切勾勒，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寄托等，都大大超越了具体的研究，而上升为一种独特的方法与理念；再以此方法和理念为统领，将之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中去，因而使枯燥的学术研究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熠熠夺目！

兹略举一例为证：向来对浙派和厉鹗创作的攻击集中在他们典故用得太多、太僻，如厉鹗等七人的《南宋杂事诗》701首，在用典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严迪昌在《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一文中，透辟地分析了自康熙五十年（1711）至乾隆一朝，文网稠密，士人生存的社会、文化生态极为恶劣。在这个动辄遭祸的时代，文人们的人心和“诗心”都紧裹起来，不但作诗，就连赵氏“旷亭”这样的藏书楼都非常曲折地寄托着他们的心志，这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对此，严迪昌满怀信心地指出：“可以预期，《杂事诗》的能够合理的、符合史实解读之时，当是重新认辨以厉氏为代表并维系杭州、扬州、天津等地诸诗群的‘盛世’诗史另类真相的契机获得之日。那些堆垛在他们身上的诗学陈说与机械反映论的指责必定可以进行一番清理。”[19]同时，严迪昌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在文网高张的清中叶，《南宋杂事诗》能流传后世，“诚为意外奇事”，原因在于厉鹗等人“于不厌其杂”的“小道”，包括僻典、替字，情有独钟，并认为：惯用“小道也者，岂非特定人生态中一种极佳之自处或群居形态？一种艺术地撑宽人文空间的高妙手段？于是，能武断责难以厉鹗为‘初祖’的浙派诗群专事僻典，冷卧山水窟么？”由此，严迪昌的洞微知心的研究方式也显见其深刻性与独特性。这样，对许多文学现象合理的诠释，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令人信服，别具匠心。

厉鹗研究繁荣期到来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20]的出版及田晓春博士论文《清代“盛世”布衣诗群研究》的完成，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涉及厉鹗及其浙派成员，受到学术界好评。另外，这一阶段，较系统地涉及研究厉鹗的文学思想的著作与论文也可称盛。邬国平、王镇远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陆）·清代卷》，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等著《中国词学批评史》，陈水云的《清代词学发展史论》，黄保真、蔡钟翔、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四），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蒋哲伦、傅蓉蓉的《中国诗学史·词学卷》，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等著作对厉鹗的词学和诗学思想均有论述，但主要侧重在词学方面。另有一些论文也对厉鹗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如孙克强的《清代词学的雅俗之辨》[21]、程继江的《论清代三大词派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22]等文，虽不是专论厉鹗，但都把厉鹗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里加以审视，表现出宏通的视野。

这时期，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最大的贡献是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了厉鹗的《樊榭山房集》（清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为厉鹗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文献基础。

2003年以来至今，有一批关于厉鹗的研究成果问世，主要有田晓春《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23]、张兵与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24]《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25]、《厉鹗扬州交游考略》[26]、何春环《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论厉鹗的人格特征及对其诗词风格论的影响》[27]、郑幸《丁敬与厉鹗交游考论》[28]、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动之文化原生态个案考论——厉鹗与“小玲珑山馆”》[29]《樊榭词新论》[30]、王之望《佳词醇雅 笺助风流——略论查为仁、厉鹗的〈绝妙好词笺〉》[31]、夏飘飘《“唐宋互参论”辨——厉鹗“宗唐说”献疑》[32]、朱万曙《小玲珑山馆：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空间》[33]、叶修成《厉鹗与水西庄查氏的文学交游及其意义》[34]等文，这些论文从厉鹗的诗史地位、诗学思想、词学建构、活动平台、人格特征、学术撰著、交游网络等方面加以考索，显示了厉鹗研究的逐步迈向深入。其中，张兵、朱万曙、王小恒、方盛良、夏飘飘、郑幸等学者对厉鹗及其浙派予以持续关注，成果丰富。申屠青松的《厉鹗年谱长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年）更是厉鹗年谱的集成之作，尤堪注意。

以上是对厉鹗研究的一个简单回顾，厉鹗作为浙派宗师，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虽取得了若干重要成绩，但与其在清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很不相称。浙派是清代诗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厉鹗还是打开清中叶诗坛研究的一把钥匙。同时，前辈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诗词，这似乎给人一个假象，似乎厉鹗在创作诗词之外，并无其他著述。这又是一大误解，事实上，厉鹗在创作了大量诗词之外，还有文、曲的创作，又是学问大家。而这些，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注意。作为本研究的重点之一，依据现有材料，试图对厉鹗及其创作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厉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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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枚著，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卷九《八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9页。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33页。

[4] 厉鹗：《樊榭山房集》附录二《挽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 厉鹗：《樊榭山房集》附录二《挽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页。

[7] 陈友琴：《略谈厉鹗在西湖写的各体诗及其他》，《西湖》1980年第3期。

[8] 陈铭：《诗魔厉鹗和他的西湖泛目诗》，《文化娱乐》1981年第4期。

[9] 杨海明：《从厉鹗〈论词绝句〉看浙派词论一斑》，《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年第2期。

[10] 朱则杰：《论厉鹗的诗》，《杭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11] 杨海明：《从厉鹗〈论词绝句〉看浙派词论一斑》，《明清诗文研究丛刊》1982年第2期。

[12] 刘世南：《厉鹗与浙派》，《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13] 王英志：《厉鹗山水诗初探》，《吴中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4] 高建中：《略论樊榭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5] 张兵赞扬该文为“极有分量的论文”，见张兵《清词研究二十年》，《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6] 严迪昌：《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17] 严迪昌：《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

[18]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9] 严迪昌：《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20] 关于张仲谋先生《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张兵撰文（《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盛赞该著是“文化视野中的浙派诗歌流变史”。

[21] 孙克强：《清代词学的雅俗之辨》，《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

[22] 程继江：《论清代三大词派对辛词的接受与评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3] 田晓春：《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4] 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

[25] 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6] 张兵、王小恒：《厉鹗扬州交游考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7] 何春环：《风尘耻作吏，山水事幽讨——论厉鹗的人格特征及对其诗词风格论的影响》，《江淮论坛》2005年第3期。

[28] 郑幸《丁敬与厉鹗交游考论》，《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9] 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动之文化原生态个案考论——厉鹗与“小玲珑山馆”》，《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30] 方盛良：《樊榭词新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31] 王之望：《佳词醇雅 笺助风流——略论查为仁、厉鹗的〈绝妙好词笺〉》，《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2] 夏飘飘：《“唐宋互参论”辨——厉鹗“宗唐说”献疑》，《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

[33] 朱万曙：《小玲珑山馆：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34] 叶修成：《厉鹗与水西庄查氏的文学交游及其意义》，《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