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选题意义

一 研究目的

近代印尼华侨华人史可划分为五个时期：19世纪70年代至1942年荷印时期，华侨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民族主义逐步盛行；1942年至1945年日占时期，华侨备受摧残；1945年至1966年战后，华侨华人发展迈入繁荣期，后又急剧衰落；1966年至1998年，苏哈托统治下对华侨华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1998年至今，在民主改革背景下，华人逐渐融入印尼社会，印尼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二战”后初期是华社的转折期，由外侨社会走向华人社会，由认同中国走向效忠印尼，由热衷派系斗争走向对政治忌讳莫深，由关注本族事务走向热衷融合，研究这段印尼华人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深刻理解印尼华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局面，为什么会形成今日的民族性格和做事方式。

当今，海内外学者对印尼华人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爪哇本岛，在谈到华人的同化、政治活动等问题时都以爪哇华人为研究的对象。不可否认爪哇华人是印尼华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印尼的外岛如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也有为数众多的华人存在，它们与爪哇本岛并称为印尼华人三大聚居区，这些地方的华人社会内部演进是否也和爪哇本岛一样？然而由于学界对印尼外岛研究薄弱，特别是对“二战”后初期华社研究薄弱，我们很难知其详情。

众所周知，这方面研究的困难是由印尼的国内政策所导致的。自印尼独立革命胜利后，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指导下，华侨华人在印尼的生存被视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华侨华人受到强制同化政策的迫害，从工商业、文化教育、政治权利、居住地点等各个方面被加以限制。苏哈托当政后，又强制关闭了几乎全部华侨华人社团，完全剥夺华侨华人接受华文教育、在公开场合说华语的权力，华侨华人社会中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几乎被消灭殆尽，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笔者在厦门大学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保存比较完好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苏门答腊北部（以下全书简称“苏北”）的中文资料，同时得到旅居于北京、香港、深圳等地诸位归侨贤达的热心帮助，获得了苏北地区的大量一手资料。在这种有利条件下，笔者期冀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以弥补战后印尼外岛华侨华人社会研究中的不足，通过了解战后初期印尼外岛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去加深对印尼社会和印尼华人社会的认识。

二 选题意义

（一）苏北华侨华人对于中国与印尼的合作交流具有情感纽带作用

首先，苏北的东海岸地区（简称“苏东”）是印尼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区之一。自19世纪60年代末，苏东日里被开辟成为烟园之后，出现了一个规模壮观的华侨移民苏北充当契工的浪潮。在1870年苏东的种植园中，大约有4000名劳工，他们中爪哇工人有150名，其余均为华人。[1]1880年苏东华侨增加到25700人，1890年达到75325人，1900年为103768人，1920年有134750人，1930年高达192822人，[2]1948年估计苏东华侨人数在20万左右，1959年华人总数在30万左右，约占当时印尼华侨华人总数的10%，占苏东总人口的11%。

华侨华人在当地的主要城市中占据了更重要的比例。1930年苏北华侨比例超过30%的大城市有6个，1950年华侨在苏东五大城市中，所占平均比例超过20%。这么多华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他们的社会生活状态以及与中国的关系都是不可小觑的。在苏东乡村中华侨人数在战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荷治时期，华侨不被允许拥有土地，虽然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主要是种植园主雇用的农业工人。“二战”期间，种植园制被破坏，部分华侨在种植园中开辟农田以生产粮食。自“二战”以来，华侨在苏东大城市的郊区垦荒人数日益增多，到20世纪50年代，华侨农民有3.8万名左右，他们为华侨在苏东城市的聚集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苏北华侨华人是印尼华侨华人中最具有中华文化情结的群体。“二战”前，苏北华侨以闽籍、广府籍、客籍、潮籍的新客为主，闽、广府籍华侨又占其中的大多数。据1930年对苏北第一大都市棉兰的调查，棉兰华侨中新客约占58%，侨生约为42%，闽、广府籍占总数的73.9%。[3]闽南方言是当地华侨华人商业交流的通用语言。早在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党人就在棉兰建立了同盟会分部，并在苏北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在棉兰、先达等地从事经营活动。

“二战”后，受华文教育的苏北青年学生明显增多，普通话在华人青年中盛行，时至今日，苏北受过华文教育的老一辈华人多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因政治倾向的分歧，当时苏北不少城市被华侨华人冠以“小延安”“第二重庆”“小台湾”之称而闻名。[4]在苏哈托当政期间，尽管印尼政府严厉限制华人的文化特征，苏北的不少华人家庭仍秘密从事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5]苏哈托下台后，以棉兰为中心的苏北积极开展与中国的中医、华文教育合作。从历史的传承上看，这是在爪哇本岛很难看到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苏北华侨华人具有更明显的中国元素，研究苏北华侨华人社会对于增进中国与印尼的合作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发掘苏门答腊北部价值，强化对印尼多元社会的认识

苏北的地理、气候位置非常重要。从地理上看，苏北是大巽他群岛的西北屏障，马来半岛西南的门户，扼守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交通要冲。从印度洋经苏岛东海岸沿着马六甲海峡，可达南中国海。苏岛东南部与爪哇岛相隔巽他海峡，是由南中国海进入东印度洋的门户，苏北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战略要道。从苏北的棉兰到槟榔屿（Penang）有154海里，从棉兰到新加坡有373海里，这是印尼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物资交流最活跃的区域，并且最繁忙的物资流通线路多由华人掌握，直接决定印尼苏北日常经济运行的命脉，日常经济的好坏又关系到印尼经济是否能健康运转。

就气候而言，苏门答腊北部气候适宜，是橡胶、烟叶、茶叶、棕油等多种热带经济作物的产地，又因处于马六甲海峡的关键位置，海上交通便利，与新加坡、马来西亚隔海相望，是新、马与印尼爪哇交往圈中的关键环节，特别适合发展对外贸易，是世界上优质橡胶和茶叶等物品的主产地，苏北也因而成为苏岛开发最早、最为发达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的商品输出占印尼全国总输出量的25%左右，[6]是印尼获得外汇的主要来源。苏门答腊岛也因苏北等地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希望之岛”。

以棉兰为中心的苏北是印尼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之一。苏北的印尼语被认为是印尼马来语的起源，是最标准正统的国语。马来文化是在北起棉兰、南达廖内群岛的地区内发展起来的。[7]棉兰的印尼语对印尼的统一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荷治时期，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印尼的独立运动领袖深感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加强群岛不同族群的团结，因此，在印尼民族党（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PNI）主导之下，1928年印尼青年学生在椰城举行了第二次印尼全国青年大会，[8]会上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祖国、一种语言的宣言，一种语言即印尼语。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时，苏北也成为印尼独立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因语言的重要性，1954年第一届印尼语文大会特意选在苏北棉兰举行。

苏北是多元文化共处的典型，多元文化也是印尼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在19世纪中期之前，苏北有亚齐人、峇达人、海岸线马来人、咖约人、阿拉斯人等，亚齐人、咖约人、阿拉斯人受到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但是程度不一，峇达人信仰原始宗教，苏北社会相对单纯。自从19世纪60年代末，苏北的日里地区被开辟成为烟园之后，欧美资本家争相在苏北开辟种植园，因用工的需要，华侨、爪哇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涌入苏北，苏北逐渐形成在信仰、种族、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是多元的印尼社会的一个典型。如果不能了解印尼社会的这种多元文化特质，就很难体会印尼华人生存环境的复杂性。

（三）在华侨华人问题上反思过去，避免中国影响带来的不利后果

苏北华侨华人社会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特征，但是在“二战”后因政治上的分裂，使得华侨华人社会元气大伤。“二战”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大陆的领导权，通过输出革命，东南亚的左派势力在各国盛极一时。对于印尼而言，20世纪50年代是印尼与中国大陆关系发展的一个友好时期，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保持了频繁的交往。但是这时的华侨华人社会却因亲“共”亲“国”的不同分为对立的两派，两派之间相互攻击，甚至向印尼当局告密，在印尼当局取缔一派的社团侨校时，另一派人士则袖手旁观，乐观其成。当今生活在印尼苏北的华人，虽然已经基本融于当地社会之中，但是一次次惨痛的排华经历，使得他们内心深处仍有对自身安全的危机感，在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今天，如何对待华人还有许多难题需要处理，但是有一些原则是明确的，不少华人都期望在不引起当地其他印尼人误解的同时，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掌握，在华人自身安全和中华文化影响上达到一个平衡，避免出现类似曾经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