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探索与精神追求

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18年的创作与发展，大体而言是文本影响与理论观照并重、个体创作与团体影响多元共生的态势。在创作方面，广西代表性诗人盘妙彬、刘春、黄芳、陆辉艳先后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新星、安乔子（冯美珍）、苏丹、微克、七勺（廖莲婷）、六指、李路平、覃才、砂丁、祁十木（祁守仁）、思小云、覃昌琦等“80后”“90后”青年诗人受邀参加《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和《中国诗歌》“新发现诗歌夏令营”及他们的诗歌多次以组诗的形式被《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扬子江》《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刊物刊发与被各种年度选本收录，广西诗坛中青年诗人这些活跃的诗歌表现说明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在全国的影响与在中国诗歌版图中的地位。在理论方面，广西各界的批评家及“自行车诗群”“相思湖诗群”“花山诗群”等个人与团体的探索与实践表现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在“先锋”、民间、民族方向的书写可能。可以说，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代表诗人和团体、新力量展现出的民族文化、时代观念互为表征的书写关系，凸显了广西诗歌发展背后的民族追求、文化追求，以及21世纪广西诗歌如何创作与发展的整体脉络。

第一，立足广西民族传统，呈现“多民族”的“差异”书写。

广西简称“桂”，世居有壮、瑶、苗、侗、京、仫佬等12个少数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稻作文化、“壮”文化与“桂”文化。广西地域内的稻作文化、“壮”文化与“桂”文化伴随着广西地域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诗人成长与诗歌创作，已经成为这些“多民族”诗人思想与意识的“血液”。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20世纪80年代末杨克（汉族）的“百越境界”和“走向花山”及21世纪以来“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的多维度影响下，基于广西地域深厚的“民族书写”传统与认同，广西“多民族”诗人围绕着广西地域内的不同民族文化、历史、情感开展了不同维度的现代书写。刘大先指出：“少数民族文化与精神资源也成为主流文学的重要创作来源。”[22] 广西“多民族”诗人这种不同维度的民族书写、现代书写既表现出广西诗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民族”书写传统的认同与继承，又展现了广西诗歌当中具有的“多民族”书写的差异趋向与可能。

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发展也说明：“多民族”诗人的民族书写作为广西诗歌的书写传统，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从21世纪交替伊始，广西各界多次于崇左“花山”召开与民族书写相关的大型文学会议，引导包括汉族在内的广西作家、诗人进行时代维度下新的民族书写。代表性的会议有：1996年在花山民族山寨召开的“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青年作家“就如何繁荣广西的文学艺术作了深入、多侧面的讨论。”[23] 2017年于崇左宁明举办“广西首届花山诗会”，70 余名诗人、学者就新媒体时代下广西地域诗歌创作、三十年来广西诗歌创作的得与失等议题进行探讨。[24] 可见，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这种“多民族”书写现象既深化了广西诗歌原有的“民族书写”的传统，又丰富了广西诗歌时代书写的审美维度与内蕴，表现出鲜明的传承性与开拓性。

第二，广西诗歌作为时代的重要表征，不断彰显其重要的文化建构功能和价值。

21世纪的18年是一个媒介传播与媒介影响巨大的时代。小众、边缘的诗歌艺术借助于互联网、博客、微博及微信平台的传播与影响，诞生出了“梨花体”“羊羔体”“余秀华”“诗与远方”等诗歌的时代事件。现代传播媒介对诗歌艺术的这种传播与影响，在时代当中建构起了诗歌艺术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在新媒介时代，广西本土诗歌代表性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在对民间传说《百鸟衣》的时代阐释与运用之上。广西的民间传说《百鸟衣》是壮族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自从20世纪50年代被著名壮族诗人韦其麟首次再创作成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1955年发表于《长江文艺》），后被《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在全国产生强烈影响之后，21世纪以来先后被改编成大型民族歌舞剧《百鸟衣》（2013）、大型壮族杂技剧《百鸟衣》（2015）及中国非遗电影《百鸟衣》（2015）。民间传说《百鸟衣》原是用“勒脚歌”“排歌体”格式创作的广西民间诗歌，韦其麟或是广西其他艺术团体对《百鸟衣》的改编本质上是对广西本土诗歌的时代再阐释。所以，不管是歌舞剧、杂技剧或是电影艺术形式的表现方式，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文化价值应是广西本土诗歌的文化价值的另一种呈现方式。2015年，广西籍“80 后”博士生钟世华以“韦其麟年谱长编”为题目申请了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并获得立项与资助，是对韦其麟本人和《百鸟衣》或者说是对广西诗歌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符号意义的显示与证明。

帕洛夫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当今诗歌在形式上开始被整饬和包装。……‘诗歌’被嵌入了一些或重大或诙谐的轶事，以或多或少地让读者保持清醒，并为下一个诗歌节点增加力度。”[25] 21世纪以来，除了《百鸟衣》的影响之外，广西本土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诗歌活动还有：“广西青年诗会”（第一届至第三届，2007—2009）、“桂林诗会”（第一届至第九届，2010—2018）、《广西文学》“诗歌双年展”（第一届至第七届，2006—2018）、“十月·兴安诗会”（2011）、“第十六届国际诗人（南宁）笔会”（2015）、“网络诗选中青诗会”（2015）、“花山诗会”（2017—2018）等。在21世纪媒介传播与影响超强的时代，这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广西本土诗歌活动与事件不仅推动了广西本土诗歌的创作与发展，而且也建立了广西本土诗歌应有的文化价值，提升了广西文化的国际影响。

第三，广西诗歌不断地回归诗歌语言本体，探索现代诗写可能。

由于大学高等教育的普及，也由于李心释、董迎春、斯如等学院派诗人的会集及广西“80后”“90后”青年诗人群体的成长，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语言本体的诗学探索与认同。受“90年代诗歌”“口语诗”“梨花体”“羊羔体”等诗歌创作观念的影响，当代诗歌创作一般分为“民间写作”（以表现日常、世俗为主的“口语诗”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注重诗艺、思想和精神气质的语言本体写作）。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亦是如此，无不是具体地分为“口语诗”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广西诗歌当中，石才夫、天鸟、田湘、荣斌、三个A、蒋彩云等诗人强调日常的、生活的、凡俗的口语诗创作，他们主要学习中国口语诗代表诗人伊沙“聪明主义”（善用刺点）的“口语诗”写作模式，以《AAA广西年度诗歌排行榜》和诗人三个A 主办的微信平台为阵地。另一部分诗人如谭延桐、李心释、董迎春、斯如及陆辉艳、六指、费城、覃才、思小云、李富庭等“80后”“90后”青年诗人群体的“审智”的、哲理的、超验的、诗性的语言本体写作。他们以大学校园为创作阵地，以在大学所学到的现代诗歌技巧与理论作为书写的理念，以探讨与表现生命的存在与生活的意义为书写的价值，整体上表现出朝向语言本体的诗学探索倾向。弗里德里希指出：“诗歌成为了一种行为，……它在最后一个意义层面上所表述出的，是抽象的角色和张力，是无法穷尽的多义性。”[26] 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当中，“70后”学院派诗人及正在成长的“80后”“90后”青年诗人们朝向语言本体的诗学探索，将广西诗歌的写作推向新的维度与可能，并影响着广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的地位与意义。

第四，诗人的身份认同与使命担当：诗歌是一精神“探险”事业。

伯恩斯坦指出：“诗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额外的责任。”[27] 当下，作为一个21世纪的诗人，写诗不仅是一种荣誉或称号，而且是一种身份认同与使命担当。可以说诗人的这种诗歌荣誉、称号、认同及担当都统一于诗歌创作这一基础性的环节，甚至还可以说，诗人的荣誉与称号，诗人的身份认同与使命担当都始于并完成于诗歌的创作。在广西诗歌中，20世纪50年代，热爱诗歌创作的壮族诗人韦其麟创作出的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这一诗歌创作行为让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民族诗人，至今在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与地位。20世纪90年代，热爱诗歌创作的诗人非亚与杨克等人创办民间刊物《自行车》，至今已是一个有25年历史、出刊 17 期并出版有《自行车 25年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的老牌诗歌团体，也成为中国民间诗歌团体的代表之一。2005年，热爱诗歌创作的诗人鲁西、董迎春等在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畔创办“相思湖诗群”（主编同名刊物《相思湖诗群》），十余来年培养了陆辉艳、侯珏、覃才、祁十木、思小云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80后”“90 后”青年诗人。韦其麟、非亚、杨克、鲁西、董迎春作为诗人，他们认同诗人的身份与荣誉，也积极的履行与完成了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与担当。广西诗歌中的这种诗人的身份认同与使命担当，建构了21世纪广西诗歌的时代发展与可能。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诗人、女性诗人、“80后”“90后”青年诗人等群体与个人围绕民族、地域、性别、语言本体等方面开展了多维度的诗歌书写探索与实践。他们的诗歌探索与实践，他们的主体意识、身份认同及使命担当，建构了广西诗歌在时代和在中国诗歌版图当中广西本土性、民族性、本体性的价值与意义，展现了广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上的诸多话语可能。我们可以说，在21世纪刚走过“18年”之时，广西诗歌在文本创作与理论探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性、主体性，其“18年”的发展与探索可以说是文本创作与理论探究同步进行。广西诗歌这种创作与理论同步的诗歌生态，既活跃、推助了团体与个体的创作，又构建了广西诗歌民间和学院的两种倾向不同的写作立场，形成了广西诗歌的多元共生与民族书写的文化特征，不断地丰富了广西诗歌的“创作”场域。可以说广西诗歌在“多民族”书写传统、文化价值、语言本体及身份认同与使命担当方面表现出鲜活的语言自觉和精神追求，展现了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发展的新维度与意义。

此外关于本书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两人作为21世纪广西诗歌发展的在场者，我们深知21世纪广西诗歌的创作维度与倾向。大体而言，由于受壮族诗人韦其麟20世纪50年代《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20世纪80年代末杨克（汉族）的“百越境界”和“走向花山”及“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的综合影响，21世纪以来广西不同民族的诗人大都倾向于广西地域内的“民族书写”。所以本书“综合论”的第一章重点讨论21世纪以来的“多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化”的理论背景和精神向度，从而为广西诗坛中“多民族”诗人（包括汉族诗人）的民族书写、地域书写提供合理性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发展与史实也实践与印证了这种“多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化”理论书写。

本书创作“综合论”除了探讨民族诗歌中不同民族诗人的“民族书写”传统与实践外，还就21世纪以来广西诗歌的女性诗人群体的女性书写，“80后”“90后”诗人的青年书写，及“相思湖诗群”创作现象进行理论性探究。纵观21世纪广西诗坛，广西女性诗人群体的创作是广西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广西不同女性诗人的诗歌书写彰显了广西女性诗人的精神高度与知性追求，他们与同时代的广西男性诗人群体共同组合成重要的广西文学整体景观。“80后”“90后”青年诗人是21世纪诗歌的又一重要方阵，他们基本接受了大学的诗歌训练并具备一定的理论和文学阅读基础，因而，他们的写作也深化与夯实了广西诗歌的整体文学影响和文学实力。尤为重要的是，多民族融合特征明显的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诗群”，作为高校诗歌团体，除了代表性的诗人韦其麟、杨克、鲁西、大雁、董迎春之外，自2004年以来，培养了侯珏、肖潇、李冰、黄玲娜、朱茂瑜、熊晓庆、伍丽云、胡银锋、谭慧娟、陈景兰、苏丹、徐燕辉、卢悦宁、覃才、吕旭阳、祁守仁、思小云、李富庭等近百名“80后”“90后”青年诗人，他们在区内外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因而，本书也重点讨论了21世纪以来的这个独特而有风格的“相思湖诗群”的文学写作的理念和发展趋势，希望以此为21世纪广西诗歌的理论研究提供切实的“集群”的研究范式和考察角度。

在“个案论”中，本书主要以21世纪以来广西诗坛代表性的诗人：韦其麟（壮族）、冯艺（壮族）、非亚、黄芳、谢夷珊、冯基南、盘妙彬、林虹（瑶族）、陆辉艳、覃才（壮族）、谭延桐、李心释等多位诗人及与其相关的“自行车诗群”“扬子鳄诗群”“漆诗群”“北部湾诗群”等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特征的民族书写、地域书写、差异书写为案例，以点带面的形式与视野，探讨21世纪以来的广西诗歌的整体文学特征和文化意识。可以说，这些诗人及与其相关的团体在21世纪广西诗坛的诗歌创作、“作为”及成绩足以说明广西诗歌发展的整体特征与方向。

毋庸置疑，21世纪以来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诗人、女性诗人、“80后”“90后”青年诗人等共同组成了广西诗歌多元共生的发展态势与书写格局，这些广西诗歌的个体或团体围绕民族、地域、性别、语言本体等方面开展了多维度的诗歌书写探索与实践。他们的诗歌探索与实践，他们的主体意识、身份认同及使命担当，建构了广西诗歌在时代和在中国诗歌版图当中广西本土性、民族性、本体性的价值与意义，展现了广西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上的诸多话语可能。这些内容笔者在本书予以重点性地梳理、考察及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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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汤晓青主编：《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董迎春：《“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下“民族诗歌”的创作及可能》，《广州文艺》2018年第7期。

[4]董迎春：《“多民族文学”理论视野下“民族诗歌”的创作及可能》，《广州文艺》2018年第7期。

[5]梁庭望：《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6页。

[6]董迎春、覃才：《韦其麟及其诗歌创作对广西现代诗歌的影响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7]钟世华主编：《广西诗歌地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1页。

[8]张燕玲、张萍主编：《南方批评30年：〈南方文坛〉广西文论选：1987—2017》（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第1页。

[9]罗小凤：《新世纪广西诗歌观察》，广西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0]韦其麟：《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韦其麟卷》，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11]杨克：《杨克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

[12]作品详见钟世华主编《广西诗歌地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14]陆辉艳：《心中的灰熊》，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15]董迎春：《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16]董迎春：《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17][美]查尔斯·伯恩斯坦：《语言派诗学》，罗良功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18]董迎春、栗世贝：《语言本体与内部生长——“相思湖诗群”2009年以来创作综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9]零馥笺：《木偶戏》，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20]覃才：《覃才的诗》，《作品》2015年第12期。

[21][英]安德鲁·尼本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22]汤晓青主编：《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序”第1页。

[23]李建平等：《广西文学50年》，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24]卢鑫捷、朱广容：《广西首届“花山诗会”成功举办》，《华声晨报》2017年11月23日。

[25][美]玛乔瑞·帕洛夫：《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聂珍钊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26][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27][美]查尔斯·伯恩斯坦：《语言派诗学》，罗良功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