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辽之际西域景教的向东发展

西域（此处指以今新疆、中亚为主的狭义上的西域）地处丝路要冲。与历史上的佛教、摩尼教、祆教等相同，景教在唐、元时期前后二度传入中原之前，也是在西域首先扎根发芽。关于包括景教在内的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伯希和早年进行了系统介绍。[49]明甘那（A.Mingana）依据东方教会相关叙利亚文材料，最早给出了基督教在内亚突厥人中传播的大致情景[50]。Erica C.D.Hunter，以及Maria Adelaide和 Lala Comneno则进行了补充[51]。而且，据伊朗学百科辞典以及刘迎胜等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了蒙元及其之前景教在中亚与新疆、河西地区、宁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流传及其分布情况[52]。即关于景教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传播，我们已经知其然。在此基础上，透过表面现象，尽可能达到知其所以然，这是当前景教传播问题研究的关键所在。就此点而言，笔者以为，汪古部的景教信仰是一极佳的例子。

作为宋辽之际西域新疆的主体民族，回鹘西迁后，其王室初期仍信奉漠北以来的国教摩尼教。不过，在与新疆当地的佛教、祆教等的同生共处之中，10世纪以后，回鹘王室逐渐改信佛教。西州回鹘景教，正是在上述多元宗教的旋涡之中得以生存发展。

关于西州回鹘的景教教团及其宗教礼仪与东西方景教徒之间的联系，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基督教文献等，陈怀宇做了详细考察，[53]荣新江则就相关文献进行了补述。[54]而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在对敦煌吐鲁番出土相关基督教文献进行考察后指出，当时可能存在使用粟特语与突厥（回鹘）语双语的基督教（景教）教团，当时的粟特人基督教徒正处于突厥化之中。[55]总之，不论粟特人也好，突厥回鹘人也罢，当时西域的景教徒，在政治上大多隶属西州回鹘王国。在探讨汪古部景教源流时，我们应该考虑到出自西域景教核心地区的西州回鹘景教徒的向东发展。

五代宋辽时期，中国政权分立，但丝路贸易依然延续着之前的辉煌。这一时期，往返于西北地区与契丹或中原之间的商人、般次，往往与其所隶属的政治集团的使次并行。[56]《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元年（976）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贺。[57]宋太平兴国九年（984）五月，“西州回鹘与波斯外道来贡”[58]。上文的“波斯外道”，实为隶属西州回鹘的景教徒。[59]敦煌出土回鹘语文书P.2988+P.2909号，是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出使敦煌的西州回鹘使臣书写的发愿文。其第7—8行言tängri tavγač qan tängri u（y）γur qan yarlïγïnga“奉神圣的桃花石汗与神圣的回鹘汗之圣旨”，之后列举使节姓名。其中，与Yaramiš Ïnanč都督、Maukä地略、Uluγ将军、Mayaq啜等并列，出现Yoxnan特勤、Yoxnan Maxu啜、Yoxnan 、Yoxnan Manyaq啜等人名。[60]这里的Yoxnan即约翰，来自叙利亚语Yoḥanān，是景教徒常用姓名。[61]景教徒出现在西州回鹘对外使团，不足为奇。因为在西州回鹘境内，景教生存于受王室尊崇的摩尼教或佛教的阴影之下。不论从景教的弘扬，抑或从景教徒在王国内地位的提高而言，充当信使出使他国，均是一个良好的润滑剂。

这一时期，活跃于内亚广袤地域的粟特系商人还从事非官方贸易，其足迹遍及漠北与契丹。[62]作为记录丝路商人鲜活贸易画面的资料，敦煌出土文献中包括一批回鹘文与粟特文的书信、账本、笔记等。关于这批文献，森安孝夫与吉田丰二位最早向学界进行了介绍。[63]翌年，哈密屯（J.Hamilton）著《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回鹘语文书》及其与西姆斯—威廉姆斯合著的《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突厥粟特语文书》正式出版。[64]前者共收录回鹘文书信、账单等36篇，后者共收录包括两篇基督教徒手稿（P.28文书与P.3134背面文书）在内的粟特文书信等8篇。现介绍转引部分文书。

前者《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回鹘语文书》所收第20号文书，即伯希和藏第15号回鹘文书，是10世纪回鹘商人从外地寄往沙州，或从沙州寄往外地的信函手稿。[65]该封信是希力克（Silig）以希力克、葛啜（）、瓦兹（）三人名义写给其嫂子阿勒屯（）的。此前，希力克、葛啜，可能还包括其死去的哥哥一起到达于都斤这个（Ötkän，即Ötükän）地方。之后，瓦兹也赶到于都斤与他们会合。接下来，希力克、葛啜要前往沙州西南的仲云（，即Čüngül），之后从仲云赶往甘州（）。就该封信出自敦煌而言，最大的可能是希力克一行从于都斤前往仲云时途经沙州，并在沙州写下了这封信。而于都斤（Ötükän＞Ötkän）是指漠北杭爱山一带。前辈学者早已指出，于都斤山在10世纪时期应在九姓鞑靼居地范围内。[66]

另，哈密顿编号为23的回鹘文书，是Bäg Yegän“匐易言”与Bay Totoq“巴依都督”写给他岳父Soγdu Bäg“粟特匐”及其家人的。其中提到baban čor elitmiš tavar üčün baban čor qïtayqa barïr ärmiš“巴班啜由于带来的财物，巴班啜去了契丹”。这说明，巴班啜前往契丹是为了销售其带来的财物。

后者《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突厥粟特语文书》所收P.28粟特语文书，是从外地送达敦煌或从敦煌送往外地的书信之一部分。其第1—10行大意如下：[67]

1…并且进入了这个王国。至于衣物（？）【】2因某种原因【】-cykw，我获得了五份债务（即负债了）。[由于？]此五份债务，3我被痛苦折磨（？）。这个王国的人们，[进入了（？）]诅咒的浅滩（？）里。4不知信仰与神！我对突尊将军负债了（？）。[中略]7—8现在突尊将军去外面（即外国）了。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你以自身明了（即你是其证人）。我把我的五份债务，均等地送出去了。9我因如下理由，没能送出那个物品。雄骆驼在鞑靼（在鞑靼国）跑掉，并[离开了？]商队。10一边说，一边在祈祷，希望它（即雄骆驼）能够出现在nym' ynck'n的王国！……

据“不知信仰与神！”[δynβγy L'-r（β）yny ]这一表达方式，可知上引P.28文书作者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即景教）教徒。关于他在文书第9行中提到的雄骆驼逃掉一事，原著法译文作“向鞑靼”。笔者专此讨教吉田丰教授。据其介绍，按粟特语原文之意，应译作“在鞑靼”更为正确。换言之，该书信的作者去过鞑靼之地。关于文中提到的鞑靼，《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突厥粟特语文书》著者在其词注中指出，[68]指的是沿甘肃省北部沙漠地区的、被鞑靼人控制之地，并引用敦煌出土于阗语P.2741文书，介绍甘州、肃州之间曾存在鞑靼人。不过，考虑到前面介绍的伯希和藏第15号回鹘文书记录10世纪时期回鹘商人前往漠北鞑靼之地于都斤，且很难认为10世纪时期曾存在“河西鞑靼国”，[69]笔者以为，上引P.28粟特语文书记录的回鹘商人去过的鞑靼视作漠北的鞑靼部落于理不悖。

而P.3134背面粟特语文书是有关粟特语称为raγzi，突厥语称为qars，汉语称为褐子的毛织品账本。[70]据其第7行“在神的名义下”（r βγ'yn'mδ'βrw），文书作者被认为是景教徒。[71]文书中作者所接触的交易对象，除带有突厥语名称的人物之外，还包括汉人以及来自鞑靼的押牙、焉耆的粟特人和于阗都督等。其中，来自鞑靼的押牙在第22行以回鹘文回鹘语记做tatardïn kälmiš am γada säkiz qars alt[ïm]“从来自鞑靼的押牙处，[我]获得了8个（红色？）毛织品”。张广达先生指出，唐末至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贸易，其重要的从事者一般为官员或使节。[72]上述鞑靼押牙极可能是代表鞑靼国从事公务贸易的使节。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能够确认到，粟特系景教徒商人确实在与当时的草原游牧民之代表鞑靼人进行着交易。

综上所述，笔者介绍的文书，虽然只是敦煌出土粟特文与回鹘文贸易相关文书的一小部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这些文书了解到，10世纪时期包括景教徒粟特系回鹘人在内的回鹘商人，与鞑靼和契丹保持着联系。《辽史》记录不带有所属地的单独的回鹘频繁入贡。这些回鹘，应视作从事官私朝贡贸易的丝路贸易回鹘商人。[73]把·赫卜烈思著《教会编年史》（Gregorii Barhebraei Chronicon Ecclesiasticum），记录漠北的克烈国王在11世纪初带领部众改信景教。[74]笔者的看法是——对克烈部改信基督教而言，如上述粟特文P.28文书与P.3134背面文书所反映，西州回鹘出身的景教徒回鹘商人所起的作用更大。反观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诚然有部分出自之前已在当地留存的突厥和回鹘残众，但其中的耶律汪古，无疑是辽代来自西域的景教徒后裔。至于汪古本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以及东胜汪古，据前面介绍的相关出身背景之分析，他们或多或少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州回鹘有关。而上引敦煌出土粟特文、回鹘文文书表明——以西州回鹘出身者为代表的、活跃在内亚丝路贸易舞台的粟特系回鹘商人确实在包括鞑靼之地、契丹等在内的广袤地区从事着丝路贸易。而且，阴山一带的汪古人行回鹘文，同时通叙利亚文。参此而言，上述前往东方的粟特系回鹘商人最终落脚在阴山一带，不无可能。

不过，关于西州回鹘景教势力的向东发展，还没有资料证明这一行动是在王国统治阶层的推动下完成的——如同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在中国内地的扩张。虽然如此，就元代畏兀人中存在不少景教徒而言，景教在西州回鹘境内并未受到限制，相反，还获得过某些支持。看来，西州回鹘景教教团的活动，与西州回鹘部众的向东发展，难言不无关系。

关于西州回鹘（史料又称为龟兹回鹘）使团利用河南道，即柴达木盆地东经青唐（今西宁）、秦州（今天水）通使中原，甚至入居的史料，主要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条，卷一二六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月条，卷一二七仁宗康定元年（1040）四月丁亥条，卷一二八仁宗康定元年（1040）八月癸卯条，卷一三一仁宗庆历元年（1041）四月壬午条、甲申条，卷一三五仁宗庆历二年（1042）二月庚辰条，以及《宋会要辑稿》蕃夷四《龟兹》。西州回鹘的上述活动，与宋朝、吐蕃唃厮罗政权、西夏三者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同时，亦与沙州回鹘集团的出现干系极大。关于该问题的讨论有偏离本文主旨之嫌，笔者只能割爱，此处仅给出笔者的看法。洪皓《松漠纪闻》云：“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75]这是对以西州回鹘为主的西域移民主要利用河南道迁入宋朝内地的高度概括。当然，上述迁移应与宋朝针对西北各部族所采取的招诱等政治军事政策密切相关。就前面介绍的马氏汪古是在11世纪时期移入临洮而言，自包括西州回鹘在内的西域抵达河湟地区甚至内地的这些回鹘移民中，当包括马氏汪古、巩昌汪古等部分景教人物。而马氏汪古先祖在辽道宗朝进贡辽朝，应当与当时契丹向河湟地区的势力渗透有关。[76]至于其被女真迁往辽东，亦与洪皓所述相符。

综上，10—11世纪，包括景教徒在内的西州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商人，积极参与到丝路官私贸易中，其足迹遍及河西、漠北、契丹、陇西、宋朝内地等。景教在汪古部中的流传，与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的向东发展，应有密切关系。笔者以为，就渊源而言，汪古部中虽包括部分突厥人与回鹘人之后裔，但其统治阶层视作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似乎更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