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墓本理论研究

《诗经·国风》的地域风格论——论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理之关系

陶礼天[1]

一 引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产生的地域基本上以黄河流域为范围，不出夏、商、周三代王朝势力所及之处。《史记·货殖列传》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2]夏、商、周三代的疆域据其都邑位置推测，最初大致是周人居西，夏人在中，商人位东。《诗经》就是在北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积累中产生的。不过夏、商时代的歌诗已亡。《诗经》主要是西周初年到春秋前期之间的诗歌，前后计五百余年[3]。

周人起于陕西的泾水、渭水流域，以后向东扩进，灭商以后，势力发展到整个黄淮平原，东至海滨，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西周建都镐京（今西安附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分封天下，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独居五十又三，如鲁、卫、唐等皆是。后王室衰微，平王在内忧外患之下，被迫迁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是为东周时期[4]。土地小狭而民人众，故其俗“纤俭习事”，正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北方中原的农业文明滋长出的一种独特的小农心态。细微缜密、勤劳俭习、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的民俗民情，有别于粗犷剽悍、千里游走的牧业文明之民风习性。这种小农心态在《诗经》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诗经》十五国风的排列顺序，今本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和豳风，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所观的顺序略有不同。季札所观，为周南、召南、邶、鄘、卫、郑、王和齐风，至齐风以下，为豳、秦、魏、唐、陈、郐（桧）诸风，把豳风与秦风并列[5]。也就是说，季札所观风诗的顺序，与今本的唯一不同是把今本最后的豳风放在齐风与秦风之间。其所谓“自郐以下，无讥焉”，实际就只是对郐（桧）风和曹风没有评论。就季札所观风诗的排列顺序而言，可能是从时代、政治与地域的多重因素来考虑的。因为歌诗乐舞的表演或当是以不同的“土风”乐调按地域风格分类而奏之的。《汉书·艺文志》云：“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6]《诗经》的诗均是“乐诗”，而乐的风调与诗的文意在一定程度上当能够有机和谐地统之为一体[7]。当时歌诗的乐舞，今天已不可知，不过通过诗的文辞意境、节奏韵律，仍然可以分析并大体归纳出其不同类型的“土风”特征[8]。

《诗经》的地理区域分布考辨，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现在基本上已经清楚。[9]《周颂》与大、小《雅》，为宗庙乐章和王朝聘会宴飨的乐章，主要出自丰镐之间，属于与“土风”相对的京师文学。《鲁颂》出自鲁国国都的曲阜，《商颂》出自殷商故地的宋国国都商丘，均是属于宗庙祭祀之歌，虽然其产生时代要比周颂晚，但从文学超地域性的时间风格和空间风格来看[10]，属于同一风格类型。周南与召南的地域范围，在汝水与汉水流域，即今天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陕西东南部广大地区；邶即燕，鄘为鲁地，皆有目无诗，其诗已亡，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于邶、鄘名下，实即卫风[11]。季札观乐时，《左传》记云：“为之歌邶、鄘、卫”，并而言之，亦是明证。邶、鄘、卫之风诗的地域包括今山西的东南部、河北南部及河南东北部地区，郑风、桧风的地域，均在今河南的中部新郑、密县一带；魏风产生于山西西南部一带；唐风产生于今山西中部太原一带，其地域最北；豳风的地域，在今陕西彬县北部地区。是周室的发祥地；秦风与豳风的地域相关，产生于今甘肃陇西一带，其地域最西；曹风产生于今山东曹州一带；齐风产生于今山东益都一带，其地域最东；陈风产生于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一带，除周南、召南外，它的地域最南。

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大段评论和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西周至春秋时期有关文化地域的划分以及《诗经》的写作内容与文辞意境，暂且撇开二《雅》、三《颂》不论，可以把十五《国风》分为五大文学地域，即：（一）二南与陈风区（南区）,（二）秦豳区（西区）,（三）魏唐区（北区）,（四）郑卫区（中原区）,（五）齐风区（东区）。下面将按照《风》诗之地理这样五大区域，分别论述《风》诗的地域风格的类型及其艺术特色，从而对早期北方文学的地域特征作一扼要的归纳[12]。本文关于这五大区域的划分，不一定非常合理，其他学者可以有不同的归纳，这里只是在郑玄《诗谱》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简化”处理，以便说明问题。

二 南区：“二南”与“陈风”区的风诗

首先讨论“二南”与“陈风”区的风诗，即周南、召南与陈风的地域与风格（南区）[13]。据陈风《株林》为讽刺陈灵公通淫于夏姬之事，陈风大概为前599年以前的诗。二南风诗的产生时代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之间，最晚不会超过周厘王时即前677年，因为此后，楚国武王、文王，把汉北、汉阳诸姬、姜姓小国几乎全部吞没，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14]。学术界曾有人提出二南为楚风之说[15]，孙作云先生对之力证其误[16]。因为周武王死后，楚与周实成敌对性质，正如郑玄《诗谱》所云：“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17]二南不是“楚风”，但二南和陈风受到楚风、南方地域文化的浸染也是可以肯定的。

从文学地域的空间风格上看，刘师培对二南的地域风格论析较为恰当。其《南北文学不同论》云：“惟周、召之地，在南阳、南郡之东……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亦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18]由此，笔者认为二南的总体地域特征，主要表现为描写物色上，意境鲜明，细致贴切，极状物之能事；抒发情怀上，大胆直率，少有拘束，感发天然之真情；语言表现上，构造虚辞，工于形容，善用双声叠韵、连绵之词语；音韵节奏上，繁弦促节，心随声转，多奏缠绵往复之旋律。这就与其西北边地秦豳区风诗质朴刚劲、简洁晓畅的地域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风与二南风诗的地域特征较为近似，虽然刻物不及其细致工妙，但抒情的大胆直率与语言上善用虚辞却是一致的，而其表现出的炽烈巫风，又是其独特的地域特色。

二南与陈风的这些独特的地域风格，典型地表现在其男女情歌上。先看《诗经》的第一篇、周南中《关雎》的首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感情直率，格调清新，色彩鲜明，已超过一般“取譬联类”的比兴功用，达到了后人说的“兴即象下之意”的境界。第二章忽奏繁弦：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以漂流荇菜起兴，运用“顶针”的手法，钳入虚语，极写“求之不得”的相思之情[19]。正如方玉润所云：“忽转繁弦促音，通篇精神扼要在此，不然，则前后平沓矣。”[20]其他如周南之十一篇中的《卷耳》《汉广》等，召南十四篇中的《采蘩》《采苹》《殷其雷》及《摽有梅》等，都有繁弦促节的意韵。

二南和陈风中的一些诗篇，善用“矣”“兮”等虚词，特别具有南方的地理风土韵味，因为二南和陈风区正是秦岭—淮河一线所穿过的南北文化交界的“感觉区”，故二南和陈风区的风诗受“南风”的熏染自重，善用虚辞，是其表现之一[21]。关于这一点，不少学者都曾指出过。姚际恒《诗经通论》就认为《卷耳》末章“四‘矣’字，有急管繁弦之意”。[22]二南诗中的《摽有梅》《汉广》等与陈风中的《东门之杨》《泽陂》等均是写男女之真情的，旧说附会之论，多不可信。《摽有梅》以成熟梅子纷纷坠落为喻，即写青春流逝、红颜消减的快速，表现了姑娘“求我庶士”的急切之情[23]。前两章第二句、第四句以“兮”字押韵，诗句活脱，情感跳跃，这种手法为以后的《楚辞》所继承。《东门之杨》大胆地描写情侣“人约黄昏后”的情景[24],“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意境美妙动人。

二南与陈风，描写自然景观、反映民风民情，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谓“以少总多，情貌无遗”[25]。周南中的《桃夭》是一首祝贺女子新婚的民歌。朱熹《诗集传》云：“《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26]说明这首诗反映了当时独特的地域文化风尚。诗以桃花鲜盛写新娘的娇妍，由花繁而将果多的暗示，流露出了我国古代庶民“多子多福”的传统心态。其他状物如绘的如《芣苡》，最为人所称道[27]。方玉润评之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28]能使2000多年后的人想象出如许画面，足以说明二南风诗的状物之妙。

陈风中的《宛丘》与《东门之枌》[29]，最能表现当地男女相聚、歌舞相乐、巫风盛行的地域文化风尚。《汉书·地理志》云：

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风属楚，于天文（按：指按二十八星宿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天文分野）自若其故。[30]

陈地巫鬼之习，是否源于大姬的提倡，姑且不论，但其巫风盛行，由此可见不差。《宛丘》一诗写女巫“无冬无夏”，无时不在的优美舞姿，或在“宛丘之上兮”，或在“宛丘之下”，令诗人发出无限的企慕之情。巫风盛行的社会习俗，是陈风情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周人理性精神的觉醒中，殷商时期的巫卜文化已倾斜于史官文化。“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31]而陈国特盛巫风的习俗，与中原文化前进的步伐相比，是一种倒退。难怪季札观之曰：“国无主，其能久乎？”杜预注云：“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无主。”[32]但统治者如陈灵公淫滥私情，当与该地人民正当的爱情生活分别开来。

总之，二南与陈风的状物如绘、繁弦促节、抒情的大胆及巫风的炽热气氛等艺术特色、风土特征，是与二南与陈风区的地理自然之境、地域之文化习气熏染孕育之功分不开的。

三 西区：秦豳区的风诗

秦豳区风诗即秦风与豳风的地域与风格（北区）。豳风《破斧》写周公东征之事，可见豳风属西周末年以前的诗。秦风《黄鸟》写秦人哀悼秦穆公殉葬的“三良”，估计《秦风》皆为“秦穆公以前的诗”。就豳风、秦风与关陇地域文化风尚的关系而言，主要表现为乐天知命、安土重迁的小农心态和尚武精神、杀伐之音的特征，前者偏于豳风，后者乃秦风最重要的表现。

秦风与豳风虽还有种种不同，不过其总体地域风格皆表现为或以质朴健朗为长，或以清新简洁为尚的本色倾向，说明了它们具有相近的地域空间风格。《史记·货殖列传》云：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所谓“地重，重为邪”，宋人裴骃《史记集解》云：“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33]豳风七篇，其中《七月》《鸱鸮》两首典型地表现了当地人民“好稼穑，殖五谷”，勤劳农事的生活。《七月》一诗以洗练的语言，把日常耕作的细微琐事与心理活动贯穿在整体的叙事过程之中，令人至今读来仍能想象当时人们一年生活的情事。如妻儿送饭、姑娘采桑的农忙情景；修房割茅、“献羔祭韭”的农闲活动，无不写得栩栩如生。全诗还通过直接记述月份的流转、季节景观的变化，清晰而又自然地表现了一年农事活动的全过程[34]。还有像《鸱鸮》一诗，以小鸟痛责猫头鹰的好逸恶劳的口气，表现了一个劳动女子的辛劳，甚为质朴感人[35]。《东山》以一个“农民”征人的口吻，写“自己”在解甲归田途中的一系列的想象活动，充分表现了一种“我心西悲”、眷念故土的小农心态与厌战心理[36]。该诗描述了“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的期间，门结蛛网、场遭鹿践、桑田荒芜、妻子叹息的情景，结句“其新孔嘉，其旧如何？”也恰当而又生动地表达了怀念亲人、急切盼归的心情。班固《汉书·地理志》说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见下文引），可以说一言中的。

秦风十篇没有写到农事活动，笔者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关陇地域文化的变迁性。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按：即是《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37]盖秦风创生的时代，为秦人“北却戎翟（狄）之时”，经济上交通东邻，“亦多大贾，战争必耽误农事，故求商业的发展”。当然不写农事，不能说当地就没有农业生产活动。前781年，周幽王即位后，因废立“太子”事，申侯、缯侯联络畎戎进攻王都，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平王继立，迫于严狁、畎戎的严重威胁，不得已迁都于洛邑。关中之地赐给承袭“西垂大夫”世职的秦襄公。秦人为站稳脚跟，扩大疆土，必须连续与敌作战，故秦人尚武能战，诗多杀伐之音。另外，还由于战争兼并的过程中，经济上得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史记·货殖列传》），文化上也受到畜牧业文明的浸染之故。

秦风刚劲健畅、充满杀伐之音的特征，早已为历代《诗经》学者所注意。朱熹《诗集传》释《无衣》一诗论云：“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至于如此，则已悍然而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刚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38]其言虽充满理学家的迂腐之气，而也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他指出了秦风的地域特色的形成，与其地域的土厚水深之地理环境、厚重质直的文化习俗及其迁变之间的相关性，揭示了文学地理学上的一条普遍原理。刘师培说秦风乃“刚劲之诗也”[39]，主要是指《小戎》《无衣》诸篇，尤以后者为代表。《无衣》末章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40]这样的诗句，简洁明白，刚劲有力，颇有战争“口号”的意味。从《秦风》的杀伐之音到北周至唐代边塞诗的豪迈之格，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学地域传统。

秦豳区的情诗，也同样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语言清新朴素，除少数像《兼葭》篇外，诗境多较质实，不同于郑卫情诗妍放绮婉的风格。如豳风中的《伐柯》，以伐柯作喻，希望能通过媒人娶到“自己”看见的那个美人，其第二章云：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确有季札所谓“乐而不淫”的意味。后代满脑子儒家思想的注解家，正是由这种朴质的风格去比拟“风化”之德的。甚至有人认为：“读秦风喜得无淫奔之诗，见得秦欲好。”[41]既不能说他一点道理没有，却又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秦风中的《蒹葭》首章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诗人以霜洁露白、环水曲道，写出了美人冰清如玉的形象与自己不畏艰难而往求的心志。[42]其他如《终南》和《晨风》等[43]，或慕或叹，均清新而简约，皆婉转而不浮靡。

四 北区：魏唐区的风诗

魏唐区的风诗即魏风与唐风的地域与风格（西区）。魏国在公元前661年为晋献公所灭，魏风是其亡国前的作品[44]。唐风即晋风，据其《扬之水》（旧说刺昭公）与《采苓》（旧说刺献公）推知，其产生时代约在东周初的一百年内。朱熹《诗集传》云：“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又云：“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45]土瘠民贫、纤俭习事的地域特征与文化风尚，使魏唐区的风诗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诗风朴质朗畅；其“地边胡，数被寇”（《史记·货殖列传》）的政治环境，和“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同上）的性格特征，使其风诗在艺术表现上，“极纵横排宕之致”，抒情率直，多沉郁悲慨之气。与秦豳区的风诗相比，异中有同。其讽喻现实的精神，是其最为突出的地域特征，故自古学者称魏唐多“变风”。

《汉书·地理志》评唐风云：“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孙作云先生认为唐风多“没落之感”，与其商业发达，领主没落有关[46]。唐风中的《羔裘》《鸨羽》，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都是讽喻现实的典型作品。《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该诗较长，共三章，章九句，首章云：

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通过对比的手法，反诘的口气，斥责不劳而获、贪鄙无耻的行为，感情一泻千里，悲郁愤慨之气充满全诗，句尾缀以“兮”字，更增添了诗的快速跳跃的节奏。《硕鼠》一诗[47]，也愤怒地控诉了统治者的贪淫，“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出自一个安土重迁的“小民”之口，更表现了其绝弃的决心和不平的情感。

魏唐风诗这种强烈讽喻现实的精神，使它无意于自然景观的细致刻画，“自然”之景只是用来作为比喻、作为“标志”“引子”，起到的是感发、起兴、托借等作用，而重视内在心灵的情感抒发，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如唐风中的《山有枢》[48]，高山上枢松、洼地里的白榆，纯然是引发之词，既不同于豳风《七月》中的写景与叙事相穿插，也不同于二南风诗中抒情与绘景相融会的表现方式。吴公子季札观乐，品魏风云：“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品唐风云：“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婉而易、忧而深，正是魏唐风诗在特定的时代中，显现的独特的地域风格。魏风《园有桃》就是表现一个士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现实状况的不满的，诗虽仅两章，然每章很长（十二句），末四句均为：“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反复咏叹，忧思深广。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之曰：“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49]

魏唐区的另一类言情、悼人的歌诗，颇为重视景观的刻画，抒情率直，风格朴质。如魏风中的《汾沮如》《十亩之间》，唐风中的《扬之水》《绸缪》《有杕之杜》《葛生》等是其代表。《十亩之田》是一首采桑情歌：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诗仅六句，语言简约生动，写出情侣相伴来到桑田采桑的情景。场面描写别具一格，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从十亩之间写到十亩之外，颇有后代山水之作“移步换景”的妙用。《绸缪》是一首贺婚歌，但与二南中的《桃夭》不同，《桃夭》着重于赞美，《绸缪》编向于戏闹。“三星在天”的美丽夜晚，一对新人进入洞房，热闹场面，不言而生：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50]

描写生动逼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葛生》一诗开后代悼亡之作的先河，诗以葛藤攀缘荆树以生长来起兴，既写出了爱人去世后自己无依无靠的凄苦，又表现了对夫妇相依互爱的美好岁月的回忆。“予美亡此，谁与独处”，情感凄恻无比，令人不忍卒读。“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51]孤独的岁月，何其难挨；死则同穴的意愿，何其坚决。该诗还善于描写“细节”:“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人去物在，睹物伤怀，思想昔日的枕席之情，倍增今日的孤苦。

可见，魏唐区的风诗，无论是讽喻之作，还是言情之篇，其风格都具有沉郁质实的地域之气；无论是抒写忧愤之思，还是表现情爱之欢，语言都较为自然朴素。慷慨之气，有别于刚劲之格，这就是魏唐区与秦豳区的风诗之地域风格与风土特征的不同。

五 中原区：郑卫区的风诗

接下来讨论郑卫区风诗的地域与风格（中原区）。我国有古谚语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过王、桧、曹诸风与郑、卫之风，具有共同的地域风格，皆河南“水土之风气”，所谓“十五国风，豫居其半”。

《汉书·地理志》云：“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52]而王风系东迁以后，产生于洛邑地区的土风，其中，情诗与郑卫之音最为类似。曹风仅四首，还不足以形成典型的地域风格，地理位置与郑国相邻。桧国为郑国所灭，春秋时已属郑地，故朱熹等人认为桧风即是郑诗。因此，我们可以把以上诸风统视为郑卫区的风诗。卫风时代较早，除《定之方中》一篇，为卫国被狄所灭（前660年）之后的作品，其他多为春秋以前的诗。郑风作于春秋时代，约为郑文公以前（前628年）的作品。朱熹《诗集传》云：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通“啻”）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按：这句话有妄断之嫌）。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矣。盖举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53]

也就是说郑卫区多情诗，邶、鄘、卫三风中有四分之一，郑风中有十七篇都与爱情婚姻有关。其他据笔者统计，王风十首中也有五首是写男女之情的诗。因而，郑卫区风诗的地域风格主要表现在情诗之中。其描写特色、抒写情怀，善于即景生情，情溢于境，不仅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且多工笔细描与传神之笔，如《硕人》诸篇[54]，还善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人物活动的心理流程。所谓“几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无论是“男悦女”“女惑男”的挑逗、幽约之欢，还是怀人的相思、弃妇的叹怨之情，都抒之坦然率直。不过要注意的是，欢谑有之、大胆热烈有之，但泼辣、奔放的诗作几乎没有，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言。郑卫区的风诗，其语言清丽，形容婉转，然并不妖艳；声与情生，“快意适观”，或转折缠绵，或欢愉放逸，既无魏唐风诗的“跌宕之致”，也不似二南、陈风的“繁弦促节”。郑卫区的风诗之产生的时代较晚，反映了诗歌在发展过程中，艺术表现上的日益成熟性。

郑卫区的情诗繁富，与其位于南下北上、东进西往的中心地理位置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南部与楚接壤，东与鲁国、陈、宋为邻，西是东周的王都洛邑之地，北部为商业发达的晋国疆土，因而郑卫地区自然成为北方中原的商业经济的中心。它不仅处于东西南北的核心地带，而且有济水、洛水、黄河、颍水等水路，交通非常便利。在各国文化会通之下，文化心态较为开放，传统束缚大为减少，男女交往较为自由[55]。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使这一地域中的诸国尤其是郑、卫两国立业较为艰辛。郑、卫两国，“以弱小介强大之间”，最易被吞并，政治上不得不依附、交好于大国，以求自安，而秦、晋、齐、楚诸大国，也想结交于郑、卫，以便获得经济上的发展。对此，魏源的《诗古微》引证《史记·货殖列传》有关论述，作过一段精当的分析：

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故齐、晋图伯争曹、卫，晋、楚图伯争宋、郑，战国从（纵）横争韩、魏。……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史记·货殖传》：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休则作巧奸冶，多异物。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此谓河北之卫也。又曰：“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瑟，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者，奔富厚也。赵邯郸故卫地，此谓河北之卫与郑国同俗也。”[56]

魏源在此从社会历史背景、地理交通位置、商业经济发展以及民俗民情等方面，论述了郑卫区之所以形成“声色薮泽”的原因。“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业经济的发达，文化观念的更新，“游媚富贵”的习气，也是郑卫区多弃妇、怨妇之作的原因。邶风中的《日月》《雄雉》《谷风》，卫风中的《氓》，王风中的《中谷有蓷》以及郑风中的《褰裳》等[57]，就是这些弃妇怨妇之作的代表。还有写女子被人戏弄后之怨恨的，如邶风中的《终风》[58]，写妻子遭丈夫猜忌的，如郑风中的《扬之水》，写男女相约私奔的，如王风中的《大车》等[59]，都是其他国风中少有的。

郑卫区的不少风诗，还反映了当地男女相会的地域民俗风尚，最著名的如郑风最后一首《溱洧》即是。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引《韩诗》语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60]《溱洧》一诗就是写三月上巳之日，“溱与洧方涣涣兮”时，一对男女相约游观的情景。其一路戏谑之情，跃然纸上，二人对话各具口吻，犹如一出小戏。[61]《汉书·地理志》云郑地“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而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62]卫风中被斥为淫诗之一的《桑中》，实质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写一个男子歌唱他与姑娘约会的甜蜜之情，随着“约我”“要我”及“送我”的过程，两人的爱情不断加深[63]。该诗想象丰富，感情热烈，按照朱熹的说法，这是“男悦女”之作。

郑卫区的风诗，确有不少明显是出自女性诗人之手，所谓“女惑男”之语。郑卫区的风诗所表现出的委婉细腻的地域风格特征，也是与其多出自女性诗人之手有关，或虽是男性作者所作，但以女性之眼观物、女性之心道情。如郑风中的《将仲子》是一个少女对情人的嘱托，求他与自己幽会，要悄悄地、小心地，“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不要胡来，以免家人说闲话。如诉如怨，情深意切，音韵甘美，虽反复咏叹“岂敢爱之？”实质是深爱不已，所谓“仲可怀也”。[64]《风雨》一诗中的女子，在一个“风雨凄凄”、孤独难熬的夜晚，得以与久盼的“君子”欢会，可谓以“哀景”写欢情，以倍增其乐。[65]王风中的《君子于役》一诗里的征人之妻，黄昏怀人，心理刻画体贴细微。[66]“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黄昏情景，令她想到丈夫归期难定、自己夜宿无依之苦，孤独幽怨、关切相思之情，意溢于境。

郑卫区的另一类风诗，或写“黍离”之悲，或刺国君无道，或诉苛税之重，或感怀故国，情感悲郁凄恻，章节委曲婉转；点染物境，落墨浓淡有致。不像魏唐区风诗讽喻社会现实那么激烈慷慨；也不像魏唐区风诗感叹时世人生那么悲愤苍凉，而是回环复沓，寓愁情苦绪于委曲转折之中。如王风中的《黍离》、郑风中的《羔裘》、桧风中的《匪风》[67]、曹风中的《蜉蝣》[68]、鄘风中的《载驰》[69]等，都是上述内容的代表作品。当然讽喻激烈、章节短小快捷者也有，如邶风中的《北风》、鄘风中的《相鼠》、卫风中的《芄兰》等诗，只是不占多数而已。

六 东区：齐风区的风诗

最后讨论齐风区的风诗。齐风区属于当时“北方文学”的东区。《诗经》中的齐风共十一篇，作于东周后七十年至九十年间。《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70]齐国富甲东海，士农工商贾五民皆有，文化风气较为开放，为道家、法家的兴盛之地。吴公子季札在鲁观齐乐云：“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限量也。”季札有可能是从齐国霸主的实际政治地位上着眼品评的，《左传》服虔注云：“泱泱，舒缓深远，有太和之意。”[71]表明齐风具有舒缓风格，所谓太和主要就是自然平和之意。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谓“舒缓之体”。笔者认为这种舒缓文体，还有夸诞之气。但必须指明的是，服虔所谓“深远”，有“太和之意”与班固所论并不完全相合。我们诵读流传至今的《诗经》齐风十一篇，较难体会季札说的“国未可限量”和服虔说的“太和之意”（对此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考论）。因为读诗与观乐，其感受如前所述不可能全然相同，一偏重于声而一偏重于辞（义）之故，我们即使吟诵时，不顾其诗“义”而专听其吟诵之“声”，那也不过是吟诵的一种语调，每个人的吟诵与体会也自会不同。不过，齐风究竟其乐调如何“泱泱”，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而且班固、服虔大概也是不了解的，既然如此，他们说的“舒缓深远”和“舒缓之体”，除了根据季札观乐的评论等文献史料记载外，主要还是根据齐风诗歌的文本做出的判断，有无客观性和科学性呢？笔者认为又还是有的，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盖风诗是入乐的，是歌词，是当时与音乐演奏和舞蹈表演一起来歌唱的，如果说齐风的音乐乐调是泱泱舒缓的，多少也可以在歌词文本中有所反映；如果服虔说的“太和之意”就是指他前面说的“舒缓深远”，我们今天读这流传下来的齐风十一首歌诗，还可以有所体会，尽管我们体会到的这种吟诵的语调与其当年所配的乐调，相差甚远，难以道里计。下文将结合具体作品，稍作分析。要之，文体“舒缓”，是齐风的地域特色。

在今天所见到的十一篇风诗中，其中《南山》《敝笱》《载驱》三诗，是讽刺“文姜通于齐侯”的[72]，既表现了齐国上层统治者的豪奢与放荡，也侧面表现了当地士人“足智，好议论”的风气。“宽缓阔达”之气，在《鸡鸣》[73]《东方之日》等诗中，也约略可以感受得到。

这种“宽缓阔达”的“齐气”，笔者以为主要表现为文辞上，善于夸饰，句尾多缀虚词；节奏上，较为疏宕（乃至松散），不太注重物色的细致描写等艺术特征。例如《还》《猗嗟》两篇，几乎每句加一个“兮”字[74]，前者写两个猎人的互相赞美，后者赞扬一个“少年”的美貌与射技。[75]句句缀一虚词“兮”字，令人吟之、听之感觉到其言辞的夸张和文气的疏放。《汉书·地理志》指出：“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嶩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76]班固举证齐风的《还》《著》两首风诗，作为“舒缓之体”的代表，正是从齐人的“舒缓阔达而足智”推论至齐风的“舒缓之体”的。《毛诗序》说：“《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诗共三章，章四句：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其中“峱”字，班固引作“嶩”字，这是因为所据版本不同。《毛诗正义》:“还，便捷之貌。峱，山名。笺（按郑玄笺）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猎而相遭也。”并说“峱，乃刀反（按：音‘孬’，嶩亦同此读音）,《说文》云：‘峱山，在齐。’崔《集注》本作‘嶩’。”孔颖达《正义》云：“国人以君好田猎，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归说其事。此陈其辞也。我本在田，语子曰：子之便捷还然兮。当尔之时，遭值我于峱山之间兮，于是子即与我并行驱马逐两肩兽兮，子又揖耦我，谓我甚儇利兮。聚说田事，以为戏乐，而荒废政事，故刺之。”可见其士大夫们舒缓阔达，喜好“戏乐”而不务实事的风气。班固的意思，似乎是还兼顾“子之营兮，遭我乎嶩之间兮”以及“俟我于著乎而”这种诗句所表达出的民俗风气（生活习气）而言的；也就是说，是顾及其表现的内容和如何表现这种内容的形式这两个方面来论说这种“舒缓之体”的。齐风《著》诗云：“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著，“门屏之间曰著”。《毛诗序》认为：“《著》，刺时也。时不亲迎也。时不亲迎，故陈亲迎之礼以刺之。”也就是说《著》诗是写一个贵族女子等待新郎迎娶的情景。三章九句，全诗只有“著”“庭”“堂”“素”“青”“黄”六个字不同，且每句句末缀两个虚词“乎而”，来表现她的期盼之情，回环往复，咏叹有余，疏落有致。总体而言，《还》与《著》之间的差异区别不大，而这两首风诗确实是齐风中较为典型的“舒缓之体”。班固所举的这两首中的三句诗，吟唱起来的节奏，感觉该是：“子之——还——兮，遭我乎——嶩之间——兮”,“俟我——于著——乎而”，全诗章句如此，即使我们今天不是歌唱而是吟诵，按照这样的节奏，吟起来、听起来也觉得是“舒缓”的。因为在古汉语中，“之乎者也”等虚词是起到句读作用的。

再看《东方之日》一诗，写男女居室之欢，两章十句，就有八个语尾虚词“兮”字，写女子之美仅用一个“姝”字来形容，没有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样工于人物描写的诗句。写景起兴也仅用“东方之日兮”“东方之月兮”两句。但这首诗仍然写得非常成功，令人想象到男女之间的欢情与谑爱：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即”，高亨先生《诗经今注》云，乃坐卧的席子[77]。诗人反复咏沓，颇有一种乐极难言的情景，令人至今能够意会得到。《著》写一个贵族女子等待新郎迎娶的情景，三章九句，每句缀以虚词“乎而”二字，来表现她的期盼之情，疏落有致，用词典丽，颇见夸饰之工。不过，齐风的这种地域特征，也许可以说在《晏子春秋》等散文作品中表现得更加典型。

七 余论：文学地域与“诗性地理”

“境入东南处处清，不因辞客不传名。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78]这是宋代李觏的一首《遣兴》诗，文学地理学首先就是要研究文学与江山自然之境亦即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79]从地理自然之境对审美主体的熏染角度，指出了文学创作活动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便表现出了不同的地域特性；李觏反过来说：“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乃是从文学之境与自然之境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不同主体审美心理对同一处地理的自然之境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使文学的地域风格、风土色泽更加异彩纷呈、千姿百态。中国文学地理学以南北之别、之合为其核心内容，或说主要研究课题，但中国的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从《诗经》到《楚辞》的时代，就都突出地体现了其各自不同的地域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本文就《国风》中的诸“国”歌诗的论析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此，还想说明一个本文没有特别展开论述的问题，以便使问题的讨论更加严密一些。这就是我们不能把《国风》歌诗中的“文学地理”机械地与其产生的实际地域联系起来，不能犯如钱锺书先生早就批评指出的“死抠地图”的执拗之病。因为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书写，无论是空间的文学“叙事”还是文学“叙事”的空间，都是主体建构性的，而不是纯客观的，即使在以写实倾向为主要特点的大作家笔下亦如此，如西方巴尔扎克的小说与中国大诗人杜甫的诗歌（包括其以长篇叙事为主的诗歌），同时，在中国以抒情文学为主流的诗歌领域，乃至受到抒情美学精神深刻影响的散文、小说和戏曲创作领域，也是如此。简要地说，无论是空间的文学“叙事”还是文学“叙事”的空间，都是一种“诗性空间” “诗性地理”。诗性地理主要有两种大的类别：一是基于现实地理环境与空间而心灵化的文学地理，《国风》的不同地域和不同地域中的《国风》，都属于这个类别；二是主要出于审美主体艺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地理，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文学场所与空间”也是具有现实的影子的，例如，神魔小说《西游记》等作品中的“文学地理”，就是属于这个类别。李白诗歌《蜀道难》中的“文学地理”属于前者，而其《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文学地理”就属于后者。尽管这是属于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常识问题，但对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却是一个重大问题。“诗性地理”概念（中译本的翻译）是维柯提出的，“诗性思维”研究可谓是《新科学》的中心主旨与问题。但本文前面所说的“诗性地理”与维柯所说的概念仍然是有所区别的，难以在此详论[80]。维柯《新科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有关基本问题具有许多关联性，这里只能顺便就“诗性地理”等问题略论一下，因为这也与本文相关。

如果从西方“前人文地理学”和“前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史看问题，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1668—1774年）的名著《新科学》（1725年成书，但1928年才出版意大利文标准版），就是最早涉及“文学地理”问题的专著，虽然他没有提及“文学地理”或“文学地理学”的概念。维柯《新科学》的“诗性地理”及相关一系列研究，早于德国的康德、法国的孟德斯鸠，当然更早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和丹纳，而且对这些学者当是有所影响的，尽管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在中国，维柯《新科学》这部名著的中译本，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翻译的，1986年译本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维柯《新科学》早就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德国大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在《自然地理学》一书中最早使用了“文学地理学”这个术语并且有简要论述，据钟仕伦先生研究介绍[81]，康德1755年讲授《自然地理学》讲座，已经是在德国美学家鲍姆加登（1714—1762年）著名美学著作《感性论》出版之后。法国孟德斯鸠（1689—1755年）的《论法的精神》成书于1748年，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年）的《论文学》（全名《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成书于1800年，其《论德国》成书于1813年，法国丹纳（1828—1893年）《英国文学史》与《艺术哲学》成书于1864—1869年，这些都比维柯《新科学》成书要晚。维柯《新科学》第二卷论“诗性智慧”，分别讨论了诗性的玄学、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的物理、诗性的宇宙、诗性天文和诗性地理；第三卷标题为“发现真正的荷马”，全书讨论的诸多问题，如果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来分析梳理，涉及许多文学地理学问题，这里暂且不论。至于其“诗性天文”“诗性地理”等要与其“诗性智慧”联系分析，才能明晓其理论的全面内涵。维柯论述“诗性地理”时说：

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清洗诗性历史的另一只眼睛，那就是诗性地理。人类本性有一个特点，人们在描绘未知或辽远的事物时，自己对它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或是想对旁人也不了解的事物做出说明，总是利用熟悉的或近在手边的事物的某些类似点，诗性地理无论就各部分还是就整体来说，开始时都只限于希腊范围之内的一些有局限性的观念。后来希腊人离开本土跑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地理的观念才逐步扩大，直到它流传到我们的那个形式。[82]

接着就做了饶有趣味的和理性的分析。我们知道维柯《新科学》对神话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研究文学地理学，其中还要研究神话与传说这类作品文本的地理书写与空间书写，这类作品的“地理”和“空间”往往是借助“现实的影子”进行诗性创造出来的。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借用维柯的思想和理论，如他说：“希腊人的心智惯于进行广阔的外射来开展自己，他们把荷马史诗中那些神所住的山峰的名称、奥林普斯用到星空中的神宫，至今仍在沿用。”[83]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和其他有关著作中对此“诗性智慧”“诗性地理”问题也有丰富的论述，但却不能简单与维柯的《新科学》这种专门性的研究相比，各有各的贡献，例如中国先秦的《山海经》这一经典文本，其理论资源就是非常丰富的，还需要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开掘。

就目前所知，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学地理学和中国文学地理学时，还较少全面系统而又突出地专门讨论文学地理学中的“诗性地理”这个重大问题，笔者虽在多篇论文尤其是《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论述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所谓“三度空间”问题，但毕竟一篇论文不可能对所有涉及的重要问题都做仔细的论述，所以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本文乃是旧作之修订，有一些必要说明，在这里初步表达一下。笔者1997年由北京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北“风”与南“骚”》，原书名为《中国文学地理学论略》，后应出版社要求改为此名，是为了与丛书的体例保持一致，初稿完成于1992年。本文是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的修订稿。原书因为出版社没有允许笔者校勘清样[84]，又因丛书体例需要，基本删去注释，排印错讹尤多，可谓比比皆是，故亟待修订再版。现将本节内容修订完成稿，编辑为这篇论文，作为会议研讨会论文，以求教学界同人。原著第二章共有三节，第一节为“《风》诗的地域风格”，第二节为“《楚辞》的景观美学”，第三节为“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第二节修正稿，曾以单篇论文《刘勰“江山之助”论与文学地理学——〈楚辞〉景观美学研究》，重新刊载于《中国文论》第1辑中[85]。《诗经》和《楚辞》是中国文学最早的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源头，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历史长河中，有关《诗经》和《楚辞》的文学地理批评，非常丰富而深刻，故先将这两节内容修订完成，作为单篇论文拿出来予以发表。在修订拙著时坚持几个原则，首先就是主要修正刊印错误，并对原著中笔者原有的一些错误和表述不周之处进行补正，并都一一加注说明，以存其真；其次对补充论证基本采用增加注释的方法，希望正文与注释相互参证，并对延伸的问题也进行讨论，以便推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进展。《诗经》许多注释比较长，这其中包括了诸多新的研究和认识，本文注释也是如此，着力增加了《诗经》有关文本的诠释。

（1992年6月初稿，2017年1月26日夜修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