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英格兰，伯明翰

这本书出版已有两年，而我遭遇枪击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那个10月的中午，我放学后乘校车回家，在路上被塔利班的子弹击中。这三年来，我们家经历了许多变化。我们被连根拔起，带离了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1)，运送到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的一座砖房里。这有时显得极不真实，我甚至掐了掐自己，看是不是在做梦。我已经十七岁了，但不变的是我依然不喜欢早起。最令人吃惊的是，现在我总是被父亲叫醒。他每天早上都第一个起床，给我、母亲以及两个弟弟阿塔尔和胡什哈尔做早餐吃。当然，他才不会默默干活儿，而是大张旗鼓地为我们解说他怎么挤果汁、炒鸡蛋、热面饼、从橱柜里取出蜂蜜。“不就是做个早餐嘛！”我调侃道。而且他也破天荒地开始出门购物，尽管他特别讨厌这项任务。他去超市的次数已经多到对架上的商品如数家珍，而以前，他可是连牛奶的价格都不知道的！“我变得像女人一样了。我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说，我则笑着拿东西扔他。

然后我和弟弟们会匆匆出门，去各自的学校上学。跟我们一起上学的，还有我们的母亲托尔·佩凯。说真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变化。她一星期有五天在语言学校上课，学习读写和英语。母亲没受过教育，或许正是因此，她才一直极力主张我们去上学。“不要等到多年以后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都错过了什么。”她说。她在这里的生活困难重重，因为直到今天，她无论是购物、看医生还是去银行取钱都无法与人交流。开始学习之后，她逐渐变得自信，能在家门之外理直气壮地说话，而不只是在家中跟我们交流。

两年前，我以为我们绝不可能习惯这里，但现在，伯明翰让我们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之前我觉得这里永远也无法取代斯瓦特，我日思夜想的家乡，但最近，当我外出旅行，从别处回到这个新家，我的确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我甚至不再抱怨伯明翰阴雨连绵的天气，尽管每次听这里的朋友在华氏68度或77度(2)的气温下抱怨好热，我都很想笑。对我而言，这就是春天的温度。我在新学校也交到了一些朋友，不过莫妮巴依然是我的死党，我们每次打Skype(3)都会聊上好几个小时，交换近况。听她讲起家乡斯瓦特的聚会，我多希望自己也在。有时我也会跟莎兹娅和凯纳特聊天，她们就是那两个跟我一起在校车上中枪的女孩，她俩现在都在威尔士的大西洋联合世界书院（Atlantic College）上学。对她们而言，远离家乡，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并不轻松，但她们深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能帮助她们实现梦想、回馈社区。

这里的教育体系跟巴基斯坦很不一样。在原来的学校，我曾被认为是“天才少女”。我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到哪儿都是最聪明的，无论努不努力都能考第一。而在英国，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更加严格。在巴基斯坦，我们喜欢把答案写得很长。说真的，你完全可以把你想写的都放上去；考官有时看累了，并不会读完所有内容，但依然会给你高分。而在英格兰，问题往往比答案还长。巴基斯坦考官们相对宽松，也许是因为我们能读书就已经很不容易。我们没有好的科学实验室，也没有高档的电脑和完善的图书馆。我们有的只是一位老师，站在白板前面对手捧教科书的学生。在家乡，我才读了八九本书，大家就开始用“博览群书”来形容我了。而到了英国，我见到了读过几百本书的女生。现在，我明白自己的阅读量少得可怜，我想把那几百本书全都读完。明年我会参加GCSE考试(4)，然后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我希望能进入大学，攻读政治与哲学。

我依然相信自己会回到斯瓦特，再次与我亲爱的朋友和老师相见，重返我的学校和家园。或许我还得继续等待，但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的愿望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为那里的人民服务。我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巴基斯坦政治家。不幸的是，下令袭击我的斯瓦特塔利班头目法兹卢拉大毛拉(5)，现在已经成了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首领。这更加剧了我回国的风险。不过即使不存在这样的威胁，我也决心继续留学深造，增强自己的力量，义不容辞地投身那场斗争，向愚昧与恐怖主义宣战。我打算更多地了解历史，广结贤士，倾听他们的观点，博采众长。

我的学业和课外活动十分繁忙，但也结交了一些朋友，会趁课间休息和午餐时间跟他们聊天。他们喜欢谈论体育赛事，而我则喜欢读《时代》和《经济学人》杂志。总而言之，我们没多少闲暇时间——这里的学校功课很多！

多亏这里了不起的医生们，我现在非常健康。刚出院时，我每星期都得做康复理疗，而且需要很多支持。医生说我面部神经的功能已经恢复了百分之九十六。耳蜗埋植手术帮我重获了听力，医生还说将来他们或许会开发出更好的新技术。我不再头疼，还开始参加体育运动，尽管大家发球时都会特别小心，免得砸到我的头！有几项运动还成了我的长项，像绕圈球和板球，不过当然，我那两个弟弟可不这么认为。

他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尽管我跟胡什哈尔还是整天拌嘴。阿塔尔会逗得我们全家捧腹大笑。他用词夸张，活力无限，把我们所有人都搞得筋疲力尽。

最近我跟他吵了一架，因为他抢走了别人送我的iPod。“马拉拉，我是因为知道你已经有两个iPod才把它拿走的。”他说。我则回答：“问题在于你不能未经允许就拿别人的东西。”

阿塔尔的眼泪可以收放自如，他顿时号啕大哭。“我也需要一些东西来享受生活呀。”他大发牢骚，“我住在这栋房子里，就跟坐牢似的。马拉拉，大家都说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但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无情的女孩！你把我们弄到这鬼地方来，而且连iPod都不给我！”

在许多巴基斯坦朋友眼中，我们或许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英国，住漂亮的砖房，上很好的学校。我父亲在巴基斯坦领事馆担任教育专员，同时身兼联合国的全球教育顾问。对于有抱负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而言，这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如果你被迫流亡海外，远离自己的故土，远离你父辈、祖辈生长的土地，远离你们长达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你会感觉非常痛苦。你无法再触摸家乡的土壤，聆听河流甜美的吟唱。富丽堂皇的酒店、在宫殿中举办的大会，都代替不了家的感觉。

这在我母亲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虽然身在伯明翰，心却在斯瓦特——她的思乡病非常严重。有时她大半天都抱着电话，跟斯瓦特的亲友聊天，说的话比对我们说的都多。

不过最近英国皇家医学会（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为表彰挽救我生命的医生而在伦敦举办了一场庆典，母亲第一次坐到台上，这对她而言真是个重大突破。

我们在全球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人们也对我这本书反响热烈——它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故事。对此，我们全家感激不尽。

我把得到的奖金寄回斯瓦特，资助孩子们上学或帮助成年人经营小本买卖，像是开店或买出租车来开，让他们能赚钱养家。我们收到了数不清的来信，其中一封甚至来自一位远在日本的老人。他写道：“我是个贫穷的老人，但我也想出一份力。”他还随信附上了一张一万日元的钞票。他没有留下回信地址，我们甚至没法向他道谢。

我与我创办的马拉拉基金会（Malala Fund）中的成员一同前往肯尼亚，为马赛马拉人民建立了一所学校。这里的人们令人惊叹——他们高挑而骄傲，裹着鲜红的斗篷，向我们讲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他们的传说甚至比我们普什图人的还要丰富多彩。马赛马拉的老人都没受过教育，但现在所有的孩子都走进了课堂。这并不容易，因为政府只为八年级以下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八年级以上，他们就必须自费上学了。

马赛人告诉我们，直到不久前，这里的男孩还得在行完割礼之后立刻去丛林里猎杀两头雄狮，再带回尸骸。随后，长者会猛地拔下男孩的两颗门牙——想想那该多疼！——能忍住不哭的人，就有资格成为马赛族勇士。

今天，他们的习俗已经改变。他们告诉我们，要是把狮子全都杀死，许多野生动物也会消亡，所以现在成为勇士的不再是猎杀狮子的人，而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他们甚至有了女性马赛勇士，也不再给本族的女人行割礼。

我在尼日利亚度过了十七岁生日，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支持那些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劫持的女孩。在4月里一个寂静的夜晚，她们被歹徒从宿舍中掳走。这些女孩都是我的同龄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医生、教师或科学家。她们都是非常勇敢而与众不同的女孩，因为在尼日利亚北部，只有百分之四的女孩能完成学业。世界的关注很容易转向新的事件，而我不希望人们这么快就把她们遗忘。马拉拉基金会打算在这里再启动一个项目。

为了宣传马拉拉基金会，我们去白宫拜会了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我们先跟米歇尔·奥巴马和他们的大女儿玛利亚见了面，她们送给我们一些由白宫养殖的蜜蜂酿造的蜂蜜。接着，我们在椭圆办公室见到了奥巴马总统，那间办公室其实很小。他走到门外迎接我们，非常认真地听我们讲话。

收到来自白宫的访问邀请时，我们表示接受，但有一个条件：如果只是去拍几张照片，那我们不去也罢；但如果奥巴马总统愿意倾听我们的心声，那我们就欣然前往。他们的答复是：你们尽可以畅所欲言。我们真的这么做了！那是一场严肃的会议。我们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谈到了美国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支持独裁政权、实施无人机轰炸的行为。我对奥巴马总统说，与其依靠战争消除恐怖主义，不如通过教育来将它铲除。

过去一年来，作为一名教育活动者，我通过马拉拉基金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我前往战火纷飞的地带，向人们揭示无法上学的儿童面临的困境。我在约旦、巴基斯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开展了项目。我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交谈，敦促他们提高本国的教育经费，并促使富裕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教育援助。我们做得越来越多，但我很清楚，还有更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感谢真主赐予我这样一个平台，让我能奔走游说。这将成为我毕生的事业，也是我的使命、我的梦想。

我决定通过马拉拉基金会呼吁，为身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争取教育机会。我来到叙利亚边境，亲眼看见大批难民逃往约旦。他们徒步穿越沙漠，来到这里，只背了几件衣服。许多孩子脚上都没穿鞋子。见他们过得这么苦，我崩溃大哭。难民安置点的孩子大都没有上学，有的是因为根本没有学校，有的是因为走路上学太不安全，有的又是因为孩子们的父亲惨遭杀害，他们不得不辍学去打工挣钱。我亲眼看见许多孩子冒着酷暑站在路旁，乞求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比如搬运沉重的石材。

我心如刀绞。他们何罪之有，又做了什么，只能这样在异乡漂泊？为什么这些无辜的孩子必须经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为什么他们无法上学读书，安享宁静的生活？

我见到一个名叫蜜祖恩的女孩，她与我同龄。她每天走访于帐篷间，劝说人们把孩子送去上学。她告诉我，她将来想当记者，告诉人们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问她：“如果你无所不能，你会做些什么？”她这样回答：“我想回到家乡，阻止战争。”

我们接触了许多机构，让更多人看到难民们的可怕遭遇，为他们争取更多支持。我们还以马拉拉基金会的名义在当地开展项目，帮助叙利亚难民适应约旦的学校。

而我自己也是一名难民，被迫离乡去国。正如父亲所说，我们或许是全世界待遇最好的难民，能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什么也不缺，但我们依然牵挂着祖国。这三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改变，但我骨子里还是从前的马拉拉，那个在斯瓦特上学的女孩。我的生活变了，但我没变。你要是去问我母亲，她就会说：“嗯，马拉拉也许懂事了一些，不过在我们家，她还是那个爱争吵的女孩，总把衣服扔在这儿，裤子扔在那儿；她依然是那个邋里邋遢的姑娘，总嚷着‘我的作业还没做呢’。”有些东西，纵然只是细枝末节，也不会真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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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古代乌苌国所在地，曾是犍陀罗平原和面向中亚的北部山区之间的商贸枢纽，也是巴基斯坦反恐重地。

(2)　分别为20摄氏度和25摄氏度。

(3)　一款即时通信软件。

(4)　GCSE是英国学生完成第一阶段中等教育会考所颁发的证书，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初中毕业考试文凭。——编者注

(5)　大毛拉（maulana），伊斯兰教高级神职人员的称号。法兹卢拉大毛拉（Maulana Fazlullah，1974—2018），原名法兹卢拉·哈亚特（Fazlullah Hayat），巴基斯坦塔利班领导人，TNSM头目苏非·穆罕默德的女婿兼接班人，马拉拉枪击事件的幕后主使，2018年死于美军空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