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恋爱与离婚

不论是新文化运动或是新女性观念，都有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婚姻自主和离婚。新文化运动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反对家庭束缚，倡议抵制由父母或长辈包办的婚姻。把爱情和婚姻自主提升到社会革命的议程，这在中国还是头一次，它对年轻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实在不难想象。

可惜理想归理想，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大多数青年当时已经由父母或长辈安排而成婚了。正因如此，“五四”时期的青年男子反对现行婚姻制度，原动力来自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作为进步的新一代，他们在原则上有义务带动改革；第二，作为个体，他们对不称意的传统婚姻有切身体验，而新文化运动的“自由”“自主”等口号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个人积愤的渠道。

提倡自由恋爱和婚姻在原则上没有性别偏见，但要实际改变婚姻现状，得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能力。在当时，一般只有男性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离婚的主动力也多半来自男方。先进女性离开丈夫、追求教育和职业的例子不是没有（本书中就有好例子），但最普遍的情况得数青年男子寻求摆脱旧式太太。20世纪20年代妇女刊物中的文章证明，无数新青年为了如何处置自己不想要的妻子绞尽脑汁。一方面，传统习惯和规范仍然是现实生活的主流，加上经济问题，要离婚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新思想已经为年青一代建构新的“自我”观念，因此他们不愿意让既成事实的婚姻持续下去。了解这个背景，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当时很多人提出“逃婚”。

“逃婚”的定义：新青年把自己不想要的妻子留在家中，只身离家（通常是到一个大城市，如上海）开展新生活。跑掉了的人大概真的有“重活一遍”的感受，但被抛弃的妻子承受的经济困难和心理伤害有多重，可以从当年妇女刊物的报道瞥见一鳞半爪：据1922年的报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