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变局前夜的清王朝

19世纪初，英法和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通过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英国当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攫取更多的利润，急欲掠夺海外殖民地，以满足它对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迫切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东方的大国，成为它侵略的重要目标。“吸引西方列强不断东来的，是中国富到流油的民脂民膏。据西方学者统计，鸦片战争前的1820，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GDP也占了全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1]19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依然处于封建社会发展中，封建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的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农民可以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英国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生丝，而其工业产品却在中国没有什么销路。为了弥合英中贸易中的这种逆差，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毒品鸦片。

鸦片起初在中国主要用于医药，每年从海外进口的数量很少。1767年之前，每年从印度输入不到200箱。但自1773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英国开始将印度生产的鸦片大量输往中国，1839年达4万余箱。英国史家认为，鸦片“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给英帝国提供了滚滚财源”。19世纪时，“英国成为富庶的世界强国和帝国，他的一大半建立在从毒品赚取的金钱上”[2]。英国的“鸦片贸易”不仅使清政府大量白银外流，银价飞涨，财政危机，而且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是一种赤裸裸的“鸦片侵略”。1838年底，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当时在一首诗中写道：“拜衮人来斗指东，女牛招共客槎通。消残海气空尘瘴，听彻潮声自雨风。下濑楼船迟贯月，中流木柹亘长虹。看公铭勒燕然后，磨盾还推觅句工”[3]，鲜明地表达了他对禁烟的信心和决心。19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在人民的支持下，迫使美英烟贩交出鸦片270多万斤，6月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播扬寰宇，取得了禁烟斗争的重大胜利。

1840年，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以“保护通商”为名，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0年4月，英国40多艘军舰和4000余名士兵开赴中国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政府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除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圆、割让香港外，并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和广州为通商口岸。从此，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2年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就此评论道：“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4]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广泛地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中，并很快在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居统治地位。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很多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建铁路，设立银行、商行，驻扎军队，建造教堂，划分势力范围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尽管很微弱，但开始发展起来，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不仅资产阶级，而且工人阶级也开始形成。地主阶级虽日暮途穷，但没有消亡，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如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5]。这些矛盾日趋尖锐，使清王朝社会发展愈加动荡，革命的条件日渐成熟，促使近代中国革命加速到来。

马克思就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6]如果据此就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的“双重使命”论述依据，是他认为印度社会长期停滞，“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7]这是从印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得出的结论。不能由此就得出马克思关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将完成“双重使命”的论述，普遍适用于一切被殖民统治的国家。

马克思从来不曾否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可以实现自我变革的力量，而对中国的觉醒充满希望。1850年，马克思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写道：“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8]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恩格斯在1857年论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时，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9]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英国对华的新远征》中，对中国军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轻易的成功。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放过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10]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和印度一样只有被列强征服后，在殖民统治下才会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

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丧失。1883年，法国发动侵华战争；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00年，英、法、美、俄、日、德、意、奥“八国联军”，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9世纪八九十年代，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辛丑条约》一次赔款白银达四亿五千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是四亿，平均每人要分担一两多的白银。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掠夺，其目的是把中国彻底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造成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使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自己的自由、独立和解放，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开展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除1840—1842年反对鸦片的斗争外，还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抗击英法联军（1856—1860）、反教会斗争（19世纪60年代之后）、抗击日军入侵台湾（1874）、中法战争（1883—1885）、抗击英军进犯西藏（1888）、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台湾人民抗日斗争（1895）、百日维新运动（1898）、义和团运动（1900—1901）、第二次抗击英军对西藏的进犯（1903—1904）等。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已开始了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其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94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发出“振兴中华”的号召。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成立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制订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同盟会成立后，由其提出的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各地革命党人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清王朝内忧外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预示着一场历史大变局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