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学东渐中的文化碰撞与交融

自古以来，中西不乏包括文化在内的诸多联系，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这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之内。所谓“西学东渐”，特指从明朝末年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分成两大阶段：一是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二是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但是这两个阶段又不是平行、并列的。

西学东渐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正如有论者指出：“明末清初的西学传入，其动机因缘不过是耶稣会教士为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带给中国皇帝的‘见面礼’。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传播，不仅因为它伴随着西方的炮舰和商品源源而来，势不可挡，而且在中国社会内部，也具备了接受这种‘西学’的需要和条件。从魏源到孙中山这一代代谋求中国富强的先进人士，不断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强大的内因；而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逐渐兴起的自强运动，又不断地促使了由浅而深的西学知识需求的增长；特别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与成长之后，西学成为指导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主要武器，西学传入中国的速度及深度都大大提高了。”[11]当时，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西学不仅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而且对其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然，西学东渐，是和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鸦片战争后，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列强的船坚炮利，首先从器物的层面上看到自己的不足，倡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中体西用”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亦即接受西方文化主要模式。1861年，冯桂芬（1809—1874）在《校邠庐抗议》中，首次明确表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是第一位提出这一主张的思想家。继冯桂芬后，1895年4月，沈康寿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孙家鼐（1827—1909）、张之洞（1837—1909）、梁启超等都使用了这个概念。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2]这被认为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对一种匡时救世的文化观念、文化政策的集中表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不断加深，“西用”的范围也超出器物的层面而不断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已开始鼓吹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在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西学东渐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但从历史过程的事实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是翻译出版西方各类著作、创办宣传西学的报刊、开设新式学堂、接收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等。这些在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后都有明显的发展。

为推动西方著述的翻译工作，中国的洋务派成立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北京同文馆”，外国传教士创办了墨海书馆等。译介的内容以自然科学为主，如格致（物理）、数学、化学、农学、博物、气象、地理、天文学、心理学、医学等。此外，对法律、历史、宗教、教育、体育和历史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也有介绍。张晓编著的《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表明自明末至1919年汉译西学有5000多种，可视为“近代‘西学东渐’的如实记录和全面展现”。从这部《书目提要》中，基本可以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西学在中国传布的全景。康有为（1858—1927）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提出：“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这种认识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梁启超在1896年刊印的《西学书目表》中，也同样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学介绍的内容不断扩大。20世纪初，大量西方重要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相继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变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宣传西学的报刊，在宣传西方文化，推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报刊，最早是由在华的外国人创办的，[13]19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开始有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与书籍相比，报刊所刊登的内容，不仅时效快，而且内容特别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宗教、伦理、礼俗、婚姻、医药、交通、建筑，以及饮食、服饰和体育等。19世纪70年代初，有线电报传入中国，最先铺设的是来自海外的海底线路。1873年起，中国内地开始架设电报线路，上海最早开始用电报传递新闻。19世纪80年代后，不少报刊开始派遣驻外记者。1901年，马可尼（Guglielmo Marchese Marconi，1874—1937）发明了无线电，进一步推动了新闻的快速传播。

近代中国各类报刊，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中、英文报刊有数百种之多，对中国的政治、教育、科学、外交、商业和宗教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这些报刊在“西学东渐”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著名新闻史家戈公振（1890—1935）在其名著《中国报学史》中写道：外报外刊“几一致为其国家出力，鼓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关于外交问题，往往推波助澜，危害于我国实大。不过以第三者眼光观之，外报于编辑、发行、印刷诸方面，均较中国报纸胜一筹，销数不多而甚有势力，著论纪事，均有素养，且无论规模大小，能继续经营、渐趋稳固。是则中国报纸所宜效法者也”。[14]学界对于如何认识近代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刊物，多有歧见，但从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实际出发，戈公振所说的基本符合事实。

西学东渐的另一重要路径，是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新学”与“西学”多被混淆，由此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密切关系。新式学堂，最初多为专门的技术学堂，如学习外国语言的同文馆，以及武备学堂、机器学堂、水师学堂、船政学堂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综合性新式学堂的兴起，新式学堂的课程已经不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方面了，也开始涉及人文学科的内容，这对于更加系统地全面传播西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共7科，设13学门，分别是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这表明，一个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已初步形成。

尽管当时废旧学，建立新式学堂阻力重重，甚至被视为“叛逆”与洪水猛兽，但新式学堂还是陆续建立起来。新式学堂主要分成以下三类：一是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建立的新式学堂，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建立了30余所，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走向世界所需各种专门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15]二是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各类教会学校。在华传教士认为：“在中国人这样的民族中，不依靠教育去传播基督教的行动是完全不明智的。异教徒的国家很少有像中国这样文化与国家生活如此密切相关。”[16]自19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教会学校有1000余所。这些学校为培养自己在华的代理人，十分重视“中西并重”和“西学中国化”。在课程设置上大体是中学和西学各占一半。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办的新式书院或学堂，比较著名的有1878年的正蒙书院、1891年的万木草堂。此外，还有陕西的崇实书院、关中书院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体现出“新式”。1876年在上海创办的格致学院则是中外人士合办、中西结合的新式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有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地质、化学等，英国著名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中国数学家华蘅芳（1833—1902）和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1818—1884）等，都在书院任教。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仍然“耻言西学”，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西学东渐使这种状况难以长久维持。人们此时所看到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中国“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17]1872年，李鸿章（1823—1901）派幼童30名赴美留学，前期主要是官派。继1872年之后，1873—1875年又先后派出三批。自19世纪末，自费留学生开始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872—1911年间，派遣官费留学生3320人，自费生有数万人之多。洋务运动前后主要是留学欧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主要是留学日本；清末民初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则主要是到法国勤工俭学。留学生主要有官费生、自费生、教会资助的教会留学生、勤工俭学生，以及利用美英退回的部分“庚款”派出的留学生等。

包括“留学”在内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和碰撞，对于“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8]的古老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留学生较突出的三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文化交流的逆差性和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以及“‘不中不西’的双重文化人格”，即“每个留学生‘西化’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彻底‘化了’的极少，中国文化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左右他们的行动”。[19]这三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与近代中国的世界史编纂的特点高度契合。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留学潮”“留学生运动”和留学生，会对近代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有如此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中国留美学生最早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后开始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和社会学等。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多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成为西方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们多到当时的新式企业任职，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天津水师、机器、电报、鱼雷局等处。不少人在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领域崭露头角，成为社会名人，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61—1919）、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1862—1940）、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1859—1933）、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1858—1913）、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1862—1938）、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1857—1924）等。在海军就职的20人中，14人成为海军的将领。

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是容闳（1828—1912）。1846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就读的容闳，深得校长、美国传教士勃朗（S.R.Brown，1810—1880）的赏识。1847年1月初，勃朗校长夫妇因病返美时带容闳前往美国留学。先于麻省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是首名在耶鲁学院就读的中国人。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其后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庭、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他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了他如何“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他说：“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20]他表示，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浮沉盛衰，他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可以看出，容闳四处奔走，对促成官派留美学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几乎没有，甲午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出现了留日的高潮。大批中国青年学生在日本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面对当时中国几被列强瓜分的严酷现实而渐趋革命。他们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准备工作，特别是组织革命团体。辛亥革命的爆发，与留日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21]郭沫若（1892—1978）也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大体是导源于日本留学生。”[22]清末“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学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学说；三权分立学说，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等的传入，无不与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有关。

西学东渐并不是单一、单向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同时也存在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传播存在着双向性，这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交融的前提，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形成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传教士在给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回西方。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谈及中国的历史时说道：“难道我们不借助中国的编年史，就敢随便谈论中国人吗？……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与其他的人民都不同，他们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和期来作为他们的纪元。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他们基本上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书写的简洁性是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中看不到的。”[23]不仅中国的编年史在西方受到一些人的推崇，中国的哲学、法律、文学、戏剧、诗歌、园林，以及科学技术等，在西方有广泛影响，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学西渐”的过程。

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传入西方，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4]恩格斯则指出，“棉纸在七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九世纪输入意大利”。他还认为“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25]。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她的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腐败的封建制度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大大落后了，但这也掩盖不住“中学西渐”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2004年，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M.Hobson）所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对根深蒂固的欧洲种族主义偏见提出挑战。这种偏见通常认为：欧洲人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创了其自身的发展，而东方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约翰·霍布森对此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欧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吸收东方发明（如思想、技术和制度等）而完成的。一些欧美学者认为，约翰·霍布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力求重绘世界历史版图”，“证明有众多的非欧洲人民对现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谓使欧洲主宰世界的许多发明实际上是从亚洲（通常是中国）扩散到欧洲的，亚洲（中国）直到19世纪仍然和欧洲一样发达。”[26]西学东渐的过程，绝非是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过程。中西文化在碰撞和交流、交融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中西文化冲突的实际内容，往往是中西价值观差异的冲突，或中西伦理观、宗教观、政治观的冲突。中西文化冲突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历史编纂，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世界历史编纂自然也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