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传统史学的嬗变

明清之际，中国漫长的宗法专制社会，“已开始步入晚境，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态”，包括中国文化出现了由“古学”走向“新学”的初兆。[27]这预示着一个天崩地裂的大动荡时代的到来。西学东渐，以及启蒙文化的勃兴，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老的历史学自然也在其中。这首先表现在历史观念上的变化，长期据统治地位的“乾嘉考据史学”，在19世纪初明显地与时代潮流相悖，开始走向没落，封建的“历史循环论”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受到严重的挑战，代之而起的是重开经世致用史学新风。在“经世致用”史学观念影响下，“通变”“博古通今”等史学思想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变易史学”呼之欲出。首先表现为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外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些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汲取经验，获取历史的启迪，借助历史的智慧，来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发展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鸦片战争前，民族危机日渐加重，不少爱国知识分子“不胜其忧危”，寻求新的救国出路。清末思想家龚自珍被誉为“时代的号筒”[28]，即时代的代言人。他主张的“经世致用”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毋庸讳言，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史学“新风”中有广泛影响。他认为史学和民族兴衰、国家兴亡密切相关，所以史学要有社会担当的责任和使命。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这种社会思潮，揭开了近代中国维新思潮的序幕。

19世纪30年代，清朝著名学者俞正燮（1775—1840）由考据转向经世，编撰有《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等文章，此外还撰写有《罗刹》《书〈西域见闻录〉后》《〈异域录〉题辞》等。蔡元培（1868—1940）将他与黄宗羲、戴东原并称清代三大思想家。在上述文章中，俞正燮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俄罗斯国家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以及领土疆域、行政区划、宗教信仰和风土人情等。有论者认为，《俄罗斯事辑》等文章在中国较早系统地介绍了北方最大的邻国，可视为一部“俄国简史”。与后来的中国俄罗斯历史研究相比较，俞正燮的这些著述很难说有多高的学术水平，但因其撰写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十分重视那些事关社稷安危，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因此这些著述对中国俄罗斯历史研究有开拓性、奠基性意义。

俞正燮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从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家危机日益严重的事实出发，对中俄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的这些著作多是针对现实而撰写的，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主要内容涉及俄国侵华，“东南略地，夺雅克萨、尼布楚地”，以及清政府如何自卫反击，划定边界，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名称为《尼布楚议界条约》）即“（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定边界，以额尔古讷河为界，归我雅克萨尼布楚，定市于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库伦，而磨崖刻会议七条，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字于黑龙江之吉尔巴齐河东岸，其汉字则行书也”[29]。俞正燮还列举诸多史实指出：《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尽管清政府做了很大的让步，但《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罗斯为维护一己私利，仍利用和支持中国一小撮少数民族败类进行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在《书〈西域见闻录〉后》中，俞正燮充分肯定了土尔扈特部于1771年摆脱俄罗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认为，并不存在外国人所言的“土尔扈特背叛俄罗斯”，而是土尔扈特“弃俄罗斯而来”，鲜明地表达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严正立场。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原始积累”时，曾指出：“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30]马克思还认为，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商业战争”，是资本主义在美洲杀戮土著、在非洲贩卖黑奴、对东印度进行征服和掠夺的继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拥有商业强权，而且也拥有军事的和领土的强权，长期垄断英国对中国的贸易，直到1833年才被取消。此后，英国和西方列强的资本更广泛进入中国，封建的中国已日暮途穷，中华民族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研究英国的著作主要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和何大庚的《英夷说》等。其中以1832年完成的《记英吉利》影响最大。作者萧令裕（1789—？），字梅生，清朝淮安府清河县（今江苏淮安市）人，曾在两广总督府担任文案及高级幕僚。他的代表作除《记英吉利》外，还有《粤东市舶论》等，奠定了他在近代史地学派和清代思想史上的先驱地位。萧令裕自幼好学深思，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著述讲求经世致用，关注国运，不仅对英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状况、科学技术、武装力量、殖民侵略，以及中英关系的历史等，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而且在实证的基础上，揭露了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巨大损害，即“鸦片流行，竭我赀财，堕我人心风俗，惰我坚甲利兵之器，职谋国是，不得不挽救力操”！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强国御侮思想。

19世纪30年代，萧令裕已经摒弃了僵化陈腐、脱离现实的经学，重视经世致用的实用学说，此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英国对华的侵略扩张政策，同时他也看到了英国欲称霸，以及其与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矛盾。他认为，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可以为我所用，“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这种“以夷伐夷”的思想，对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深入研究世界史地，《记英吉利》成为他们研读的重要著作之一。

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受命任钦差大臣，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明显感觉到清廷上下对“夷情”一无所知，沿海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地方官吏也不例外，如其所言：“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31]为了了解西方列强的历史与现实，一改“中国官府至今仍不知西洋”的现状，林则徐大量收集外国人撰写的报刊书籍，积极组织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精通英语的人从事翻译工作[32]，在不长的时间内编译出大量的外文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有：根据外国报刊内容编辑而成的《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在此基础上分别编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根据外国报刊书籍编译的《华事夷言》；地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还有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的概况》等。林则徐十分重视外国人对华的评论，例如，他曾较详细地摘译了当时在伦敦出版的英国人指责鸦片走私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这些对于了解西方列强的国情、习俗，以及对华关系等，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林则徐根据1836年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亲自润色、评述，编译成的《四洲志》，它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以及宗教等，[33]因将南、北美洲并为一洲，故称《四洲志》。《四洲志》开风气之先，打开了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户，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外国史地的志书，被公认为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名著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四洲志》并非是简单的史地资料汇编，而是在编撰的过程中画龙点睛，不时加入编撰者自己的见解，这些文字或多或少，都明确地表达了编撰者的观点，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编译到美国（书中称“育奈士迭国”，部落联邦之意，即美利坚合众国）的相关内容时，将美国的联邦制与中国封建的郡县制进行了比较，肯定了联邦制的可行性和优越性。编撰者写道：“传闻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之出，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森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34]林则徐清醒地了解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现实，敢于挑战当时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认为只有承认自己国家的不足才能警惕外来的侵略，这使其远远走在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前列，不愧是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采用西方军事装备，以使中国“自立”“富强”的社会思想和实践，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清楚地表明，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和清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与地主阶级顽固派相比，还是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开明”的事情，如兴办学堂、译书馆，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装备军队，兴办军事工业和民办工业等。“从洋务运动的兴起到失败，反映在史学上，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洋务派史学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洋务派史学是为了洋务派办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反映了洋务派思想和政治主张。洋务运动的破产，出现了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早期改良主义史学家。”他们研究外国历史的目的，是为开展变法维新提供历史依据。“至康有为、严复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已初步形成”[35]，正是在此基础上，梁启超的“新史学”呼之欲出。

《皇朝文献通考》记载，“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之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36]。无视世界各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些国家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盲目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认识由来已久。这种认识根深蒂固，似乎是一种无须怀疑的定论，甚至反映在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人的著作中。例如，魏源将世界上其他国家称为“海国”，将西方国家称为“西夷”，认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37]。徐继畬则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中国乃是“万方仰之如辰极”[38]。

19世纪末，中国国门打开，西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涌入中国，使人们对“中国是世界中心”这一传统观念有了深刻反思，鸦片战争后，一改“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中国人对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开始有了世界性的眼光，这对近代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王韬最早对“中国中心”观点明确提出异议，他指出，传统的观点认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谓之夷”。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表现出“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在他看来，这种认识的陈腐落后，已经为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所证实。[39]黄遵宪与王韬的观点相同。他说：过去“史臣以内辞尊本国，谓北称索虏，南号岛夷，所以崇国体，是狭陋之见”[40]。正是这种狭隘的认识，妨碍了中国向外国学习，故步自封，闭关自守，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康有为在批评中国旧史学的弊端时，也述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史书从来以中国为中心，这种认识已经不适宜时代的发展。1898年，康有为所编《日本书目志》由大同译书局出版[41]。这部“书目志”所收入的书籍，都是没有译成中文的日文书，因为康有为认为，中国懂英文的人少，而懂日文的人多。列入《日本书目志》的日文历史著作有11类，计560余种，其中“万国历史”即世界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的著作最多，有204种。该《书目志》还包括两本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即下山宽一郎所著《史学原理》、铃置仓次郎编译的《历史哲学》。同在1898年，罗振玉（1866—1940）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时，约请王国维（1877—1927）、樊炳清（1877—1929）参加，罗振玉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同时也翻译一些日文的学术著作，包括日本历史著作。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对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应该是有影响的。

康有为在介绍日本学者的世界史著作时说：以前由于世界各国之间闭塞、隔绝，彼此不通，没有交往，所以导致“史学者只识本国而已，其四裔记载，仅为附庸”。现在情况已经大变，“环球通达”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可以自由交往，中国和世界联为一体，完全可以通过世界历史背景，来认识中国的历史。在他看来，“地球之国，启自泰西”，“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的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创新说”，哥伦布的“辟新地”，以及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对于这一切，他认为应该给予充分重视。至于近代以来的外国史学，他认为更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万国史学”，为中国旧史学所不能比。[42]梁启超对于“中国中心”的观点，同样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这是“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43]，这种已经过时的观点应该被彻底放弃。

1899东文学社刊行的书籍，包括世界史著作销路甚好，致使出现了随意翻译该学社的盗版书。这些冒名顶替的书籍制作粗糙，内容也多有谬误，东文学社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声誉，不得不禀报苏松太兵备道以求得保护。是年5月，该道张贴告示，宣布对东文学社翻译刊行的《支那通史》[44]等著作，以及尚未发行数十种著作的版权给予保护。如果书贾商铺执意私下翻印渔利，将严惩不贷。在此之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中东战事本末》刊行后，也曾在《万国公报》发表版权保护声明；1897年，苏松太兵备道发布《严禁翻刻新著书籍告示》。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表明，19世纪末中国对世界史著作是有较大需求的。

19世纪西学东渐，打破了传统学术以经学为中心的局面，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十分深刻，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的嬗变，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历史观念上的变化。乾嘉考据史学的衰落，封建主义的历史观，逐渐为进化史观和资产阶级“新史学”所代替，而在20世纪初，其主要标志是1901年至1902年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的问世。梁启超举起批判封建史学的“史界革命”旗帜，历数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体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病。这些不仅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甚或说它影响到整个中国学术的走向，也不为过。这不仅是因为梁启超的著述内容精彩，同时也是清末知识界求新观念增长，以及进化论在中国受到普遍推崇、影响不断扩大的结果。

19世纪70年代后，来华传教士的史著，更多地采取了西方史学的编撰体例，这对史学撰述体例和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世纪，传教士在华的出版机构遍布各地，已有较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他们在华创办了170余种中外文报刊，约占中国同期报刊的95%。[45]以新教为例，1860年至1890年在华发行的期刊有76种之多，宗教性质和世俗性质的期刊约各占一半，对外国历史的介绍是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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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英]蓝诗玲：《鸦片战争》，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Ⅱ页。

[3] 林则徐：《和邓嶰筠前辈虎门即事原韵》，参见何瑜等《两次鸦片战争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33—3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0—191页。

[11] 王继平：《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12]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13] 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成为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1810年，马礼逊开刻由他修订的中文《使徒行传》，1814年完成《新约》的新译本。1819年，他与传教士米怜共同翻译完成《旧约全书》，取名为《神天圣书》，于1823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把《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西方传教士出版了中文书刊138种，主要有《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贸易通志》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这些书刊是林则徐、魏源等了解世界的重要读物。

[1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15]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洋务派兴办的“洋务教育”。如何评价“洋务教育”，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洋务教育是封建的、买办的教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是反动的、失败的。其二是：洋务教育并非是洋奴、买办的教育，具有维新意义，有明显的进步作用。“洋务教育”开办学堂、派留学生、译西书等，“从中国教育的发展史看……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参见瞿葆奎等《社会科学争鸣大系·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页）。如何认识和评价“洋务教育”，宜作具体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编纂和教育，有明显的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

[16] [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3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

[19]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20] 容闳：《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1]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5页。

[22] 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23]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24] [德]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25]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6页。

[26] 参见[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封底，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7] 参见冯天瑜《文化守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28]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29] 《俞正燮全集》卷2，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2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1页。

[31] 《东西各洋越窜外船严行惩办片》，《林文忠公政书》。

[32] 这些译员主要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林问适、在印度受过教育的亚孟、在马六甲受过教育的袁德辉，以及在新加坡学习过的梁进德等。

[33]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越南、泰国、缅甸、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苏丹，东非、北非、中非、南非和西非诸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英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智利等。

[34] 林则徐：《四洲志》，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35] 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修订本）下，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36] 《皇朝文献通考》第293卷。

[37] 魏源：《海国图志·叙》。

[38] 徐继畬：《瀛寰志略》第1卷。

[39] 王韬：《华夷辨》，见《弢园文录外编》第10卷。

[40] 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41] 大同译书局是维新派的出版机构，1897年由梁启超集股创设于上海，由康广仁经理。该书局成立时即明确“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同时强调首译各国变法之书，以备取法。

[42]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第4卷，大同书局1898年版。

[43] 梁启超：《春秋中国夷辨·叙》。

[44] 《支那通史》，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用中文撰写，4卷5册，1888—1891年出版，东京中央堂印行。后经藤田丰八介绍给了主持东文学社的罗振玉，认为这是一部适合中国学生阅读的中国通史教材。1899年上海东文学社石印，后多次再版；1902年，湖南书局刻本，六册。此书在中日学术界均获好评。《支那通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与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完全不同，而采用西方的记述体，并以“上世”“中世”“近世”作为断代的区分。该书的内容，自唐虞迄宋末。

[45]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当时传教士在华的主要出版机构有：澳门花华圣经书房和美华书馆、墨海书馆、香港英华书院印字局、福州罗扎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宁波传教士协会出版社、宁波三圣教会出版社、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上海卫里公会出版社、上海格致书院、上海益智书会、上海同文书会（后改为广学会）、汕头英国长老会出版社、福州红衣主教团出版社、台南英国长老会出版社、汉口苏格兰全国圣经会出版社、武昌文华书院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