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世界史编纂先驱王韬

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编纂，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王韬（1828—1897）。王韬，江苏长洲（今苏州市吴中区）人，初名利宾，字兰卿。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1849年在上海结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受雇在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开始接触西学。1862年，因风传他曾上书太平天国将领献策事发，被清政府通缉，在西人帮助下逃亡香港，直至1884年。避居香港时易名韬，字仲弢、紫诠。在香港期间为英国教士理雅各翻译经书，将《尚书》《春秋左传》《诗经》《礼记》等译成英文，是中国同时参与中西经典互译的第一人。

王韬在香港开始关注世界史地情况，以及中外关系，并加以研究。1867—1870年，王韬随理雅各去英国继续译书，并到法国、俄国等地游历，英法诸国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74年，他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32]介绍西方社会知识，主张变法图强，强调中国顺应世界之“变”，乃“势所必然”。1884年，王韬经李鸿章默许自香港回到上海，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和《申报》编纂主任，同时自办弢园书局。王韬后任格致书院山长，聘请中外教师授课，如英国教士傅兰雅撰有《格致新编》，每周进行幻灯教学。所学课程除外语外，还包括舆图、建筑和理化等。

王韬所生活的时代，近代中国已不仅仅停留在“看世界”的阶段，而是开始走向世界。面对“天地之变局”，王韬力主变革，认为“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他还主张在变革的过程中要向欧洲学习，他说：“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33]在《弢园文录外编》的《重民》《达民情》等篇中，王韬对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比较，尤其欣赏“君民共主制度”。他认为“君主专制”使君民隔阂、国家贫弱。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推动王韬研究欧洲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韬幼读经史，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与西人过从甚密，精通西学，这些是其成为我国19世纪研究世界近代史先驱之一的重要原因。其世界史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法国志略》（《重订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此外还有未刊行的《西古史》《俄罗斯志》《美利坚志》等。研究欧洲历史的目的是“经世匡时”，这在他的著作中多有体现。王韬还著有《泰西著述考》，是明末清初92位来华传教士211种著述的目录汇编，对每位传教士的国籍、来华时间及主要活动都有介绍。[34]

1867—1870年，王韬赴欧洲旅居期间，曾经两次到法国，较多地了解了法国的历史、地理、民俗和社会现实，亲自体验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一切使他感触颇多。在法国，他会见了法籍犹太汉学家儒莲（茹理安，Stanislas Julien，1799—1873），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儒莲是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授，对中国经史研究造诣颇深，曾著有《汉学指南》，并将《孟子》《道德经》《赵氏孤儿》《大唐西域记》等译成西文。王韬与儒莲早有书信往来，见面后进一步加深了友谊，并使王韬有机会就撰写法国史与其进行学术交流。王韬对儒莲十分推崇，曾撰写《法国儒莲传》，对其给予高度评价。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外国史地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多是外国人自己写的，不仅内容是关于外国的历史和地理，而且所表述的思想感情自然也是属于外国的，如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裨治文的《联邦志略》、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1842—1932）的《俄史辑译》、冈千仞（1833—1914）的《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王韬认为这些外国史地作品多有谬误，颇不以为然，于是就萌生了由自己亲自撰写法国历史的想法。在王韬看来，法国在欧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法在欧洲，为千余年自立之国。喜选事，善用兵，欧洲全局视之以为安危。列国于会盟征伐诸大端，无不遣使集议于其都，而法为执牛耳，其国威兵力之足以慑人，盖积渐使之然矣”。不仅如此，王韬对法国的盛衰也有思考，认为这绝非“一朝一夕之故”。“论者但知法之所以盛，而不知法之所以衰，固不得为探本穷源者矣。法之胜。法固有以致之；法之衰，法亦自有以取之，并不得为弱法者咎也。吾愿欧洲诸国以法为鉴焉可也。”[35]实际上，法国盛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对欧洲诸国，而且对中国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870年，王韬自欧洲回到香港后，恰遇清政治家、洋务运动主要人物之一丁日昌（1823—1882），希望将丁氏所做的《地球图说》中的《法国图说》部分，“增辑史事，裒益近闻，著为定本”。丁日昌的这部作品，按照当时通行的方法，主要是根据美国人的著作译出，各方面的局限显而易见。王韬于是开始广泛收集史料加以补充，同时加进自己在欧洲的所见所闻，编撰成《法国志略》14卷，1890年重订为24卷，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王韬撰写《法国志略》时，较多地借鉴了日本学者冈千仞的《法兰西志》。该书的体例基本上是纪事本末，所收入的史实也算翔实，因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中文本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还有傅兰雅的《法国新志》（制造局印），英国陆军统领子爵华耳司雷著、陈佩常译的《拿破仑失国记》（译书公会报印），以及东亚书局译的《法国新历史》等。这些著作虽大都没有正式刊行，但由此仍可看出晚清时国内对法国史已不陌生，还是有较多了解的。此外，还借鉴了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以及《西国近事汇编》等。

王韬《法国志略》的主要内容是法国上古至拿破仑第三时期，约1600年的历史，这是中国人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研究法国历史的著作。《法国志略》内容丰富，涉及法国纪元以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法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在本书中都有叙述，基本不漏，所以通过本书可较系统了解法国的历史，特别是法国兴衰的历史过程，“为中国之殷鉴”，这也正是王韬编撰《法国志略》的目的。[36]

王韬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在纪实的基础上，他有如下评论：“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何存？不几天天地反覆，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乎哉？此与英国高门士（下议院）英王查尔斯事相仿佛。古今悖乱之事，固有未甚至此者也。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不独天道好还，亦可以观世变矣。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37]王韬虽然是在撰写《法国志略》，但处处体现出对当时中国现实的关注。

王韬十分赞赏法国“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是他矛盾的历史观的具体反映。他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则亘古而不变”，他既反对“政出一人”的专制统治，又反对“视君如弈棋”的“民主之国”的社会改良主张。在他看来，民主共和制度是一切祸乱的根源，使法国“政令倾颓，纪纲坏乱，国人分党，互相仇视，诛戮横加”，所以中国不可以效法。在王韬看来，“专制”和“民主”都不可取，只有“君民共主”才能够“上下相安”，使国家远避动乱之源，稳定发展。这是因为“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路易既不难挟其威虐其民，则为之民者亦何难负其力凌其君乎哉？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38]

王韬的《普法战记》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欧洲战史的著作。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王韬从欧洲回到国内，他与张宗良合作编译了不少报刊所载文献资料并将其发表，以后将这些收集在一起，同时又补充其他资料，编辑成《普法战纪》14卷，1873年8月由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发行，内容包括普法战争发生的原因、主要过程和战后的影响等。1886年，王韬又根据普法军队中的有关文件以及世界各国的相关评论，增补为《普法战记》20卷，对普法交战期间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王韬致力于丰富《普法战记》的内容，意将普法战争放在更广阔的历史环境中去叙述，正如他在书中《前言》写道：余之志普法战争，岂独志普法哉？欧洲全局之枢纽，总括于此矣。普强法弱，此欧洲变局之所由来也。是书虽仅载二国之事，而它国之合纵缔交、情伪变幻，无不毕具。该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不仅仅局限在普法两国，而涉及与普法战争相关的欧洲诸国。此时的王韬，对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认为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而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普法战记》中，王韬意欲总结历史教训。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法国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但普军仍长驱直入，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新成立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请求停战。2月26日，双方在法国凡尔赛签订和约。这次战争使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对于普法战争胜负的原因，王韬分析道：“是故有国家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得人则若可以为强，小可以为人，振兴之机捷于影响。否则，以普观之，仅抵中国粤东二三省尔，至于生齿殷繁，则又远不能及也，而卒能盟长欧洲，高执牛耳，则人为之也。”他还写道：“不知天下大势，惟理可以持之，岂徒尚力哉？苟以力凌人，则鲜不蹶矣。法之已事其明验也。”[39]王韬明确指出正是人的因素，才使普鲁士“卒能盟长欧洲，高执牛耳”。

《普法战记》是较系统记述巴黎公社的第一部著作。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首先报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王韬与张宗良曾编译有关巴黎公社的内容，交报纸发表，近代中国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了解，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的惨烈斗争的认识，正是从这是开始的。

《普法战记》卷六记载了，1870年10月31日巴黎的无产者和部分国民军发动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巴黎公社的经过。在该书的卷十二，较详细地记述了巴黎公社遭血腥镇压的情况：1871年“五月二十二日，官军以八万人攻入法京，取悍党六百人悉诛之”。“官军前后擒获贼众甚多，获即击杀，极形残酷。兵刃相接，杀人如麻，积骨成邱陵，流血成沟浍。焚毁庐舍衙署三分之一。……五月二十八日，乱党悉平，谋叛者咸正典刑，胁从概予诛戮。前后共杀六万余人。……凡有贼党过普鲁士军界者，悉遭俘絷，尽去其器械。定乱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所擒妇女童稚，苟持械于手者，立置死地，无一毫怜悯心。……擒得贼党，概治以军律，用枪击杀。每次以五十人或至一百人为一队，火枪所拟，溃肠洞腹，碎首裂脑，诛戮亦殊惨矣。”王韬还分析了发生巴黎公社运动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自主二字害之也。方法国廷臣之转为自主之国也，民间嚣然，皆以为自此可得自由，不复归统辖，受征徭，从役使，画疆自理，各无相制”。“死亡之惨，目不忍睹。呜呼！非自主之一念误之哉！”[40]王韬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得出这些错误的认识并非偶然，这与他长期以来对“专制”和“民主”的理解完全一致。

鉴于《普法战记》还介绍了西方的史地知识，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急需的，因此也受到洋务派的欢迎，在一些人看来，这本书可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提并论。梁启超对《普法战纪》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这部著作是纪事本末体外国史书中值得一读的书。[41]《普法战纪》《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样，在当时被不少人列为必读书，这些著作所提倡的学习“泰西之所长”，“不得不变古以适今者”的思想，启迪人们思考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普法战纪》出版后，很快在日本引起重视。1878年，日本陆军文库将其翻刻刊行，1889年，大阪修道馆再次翻刻。这部著作以“叙事明畅”“行文爽快”“学识渊博”“议论公平”著称，在日本成为畅销书。1879年，王韬应邀赴日本访问。在日本的4个月期间，见到了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冈千仞，他们就撰写或编译《法国史》《美国史》《俄国史》等交换了意见。1884年，冈千仞来华访问时，曾将他所著的《法兰西志》《米利坚志》等带到中国。

王韬在日本期间，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不少亲身体验，对变法维新后的日本增加了许多感性的认识，他开始着眼日本史的研究，编撰成日记体的《扶桑游记》，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都有涉及。他充分肯定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新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他认为日本的可取之处，就在于“贵知所变”。日本虽然是亚洲东方的一个小国，“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人之不深”。日本在向西方学习时，从日本的实际出发，是有选择的，并非是全部“西化”，这给王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能够做到“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所以近代日本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系到中国，王韬认为洋务派对西方的学习表面上盛极一时，而实际上“尚属皮毛”，“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且又多操之过急。中国应该像日本一样，通过变法维新，以适应世界在“变”的形势，使国富民强。他还充满自信地说，“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42]。

王韬的著作较明显地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在1890年刊行的《重订法国志略》中，关于法国历史的阐述更加系统完备，对法国开国纪元、王朝更迭、法国大革命、对外战争等都不遗漏。此外，还有法国的疆域总志、巴黎志、郡邑志、藩属附志、广志等，被认为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法国史。在《重订法国志略》中，王韬还从实际出发，就中外史学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汲取了西方史学历史思维较为开阔，视野较为宽广的优点，从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来看，这应该被视为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他说：中国史学“原以专叙历代治乱、沿革得失、天地变异，而于国势民情，则略焉不讲，盖已包蕴于其中矣。西史则间及民间琐事，如发明一事，创造一器，必追原其始，以觇人才之进步、制作之源流焉。此亦记载之所不可废也”。[43]这种比较虽然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没有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探讨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的原因，但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毕竟通过对中西史学的比较，直接地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端进行了批评。此后不久，在世纪之交，中国史学关于“民史”“君史”的讨论，则对中国封建史学有了更深入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