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黄遵宪图新自强的《日本国志》

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40卷50万字，是19世纪另一部史学名著，1895年出版，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44]，该书涉及明治维新的内容十分丰富，所以也被认为是一部日本明治维新史。“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在国内产生大影响的人，应该算是黄遵宪”，[45]黄遵宪，字公度，号入境庐主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诗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光绪年间考取举人。1877年为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在日本生活、工作4年多。自1878年开始，他广泛地收集、阅读有关日本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处在深刻的变化过程中，“文明变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遵宪特别注意到，日本知识分子中读中国的著述、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并不鲜见，他们的相关著述“积屋充栋”；而中国的士人，却“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不仅对于欧洲国家，即使是对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夕至的日本，也视为遥不可及，知之甚少，对海外的认识十分狭隘。黄遵宪认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他研究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意在回答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卷首的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各志除记述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论述日本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利弊，并推论及于中国。他认为，“中国必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迫，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因此，他编写《日本国志》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就是“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供国内有志维新之士借鉴，希望中国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推动中国的变法改革，图新自强。

1882年，黄遵宪离开日本，出任清政府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行前他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46]此时他仅仅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1885年秋，黄遵宪离任回国后，最终完成了《日本国志》，正如他自己所说，“乙酉之秋，由美返华……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又几阅览两载而后书成”，[47]即1887年，历时完成了该书的编撰工作。黄遵宪后又出任清政府驻英国、法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直至1894年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日本国志》40卷，记述了日本自远古到明治维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3000余年历史。

黄遵宪为撰写这部著作，参考了200余种图书，历时八九年。书成后，他便在国内四处奔走，希望能通过总理衙门刊行出版。但是，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等，对主张变法改革的《日本国志》没有兴趣，结果一拖再拖，直至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后数月的1895年秋冬之际才问世。1894年春，黄遵宪曾把书稿寄到法国巴黎中国公使馆，请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作序。薛福成披览全书，连声赞叹：“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并欣然为此书作序。薛福成认为：“咸丰、同治以来，日本迫于外患，廊然更张，废群侯，尊一主，斥霸府，联邦交，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今日之日本，“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对于这些，黄遵宪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实属不易。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序》中写道：“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共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48]对于《日本国志》的学术和社会价值，特别是这本书对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意义，梁启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日本国志》曾多次再版，为适应维新变法的历史潮流，黄遵宪对《日本国志》进行了修订，不仅补充了新的文献资料，而且增加了议论的内容，使之体现出更鲜明的时代内容。例如，他以欧洲国家的富强和印度的亡国、土耳其的羸弱来说明当今世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以及“相竞而强”的现实，如果中国长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有竞争精神，则必蹈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亡国的覆辙。有关明治维新的内容，他补充得最多，就是希望这部著作能够促使中国奋发有为，在变法维新中发挥出更多更大的作用，以适应激烈的“生存竞争”时代的要求。黄遵宪的这些认识，显然受到英国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日本国志》成书在严复《天演论》之前，这也说明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产生广泛的影响有一过程，[49]黄遵宪也应被视为先行者之一。

《日本国志》是一部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由于这部著作编撰的原则，是从借鉴的目的出发，能够通今致用，效法自强，所以有意识地做到了厚今薄古，详近略远，对日本学习西方，实行社会变革内容的介绍，尤其详尽。他洒泪挥毫，字字句句都表达出他满腔的“忧天热血”。为了突出宣传维新观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每一卷都有议论，以“外史氏曰”开头，在史实叙述的基础上，加以评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史学经世匡时的特点。在《日本国志》中，被列为首位的是《国统志》，即有关国家政治制度的沿革，特别是有关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改革的内容。日本政治制度史和日本法制史，之所以在《日本国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由黄遵宪力主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思想所决定的。

黄遵宪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弊端，进一步阐释了向西方、日本学习，以改变中国现状的必要性。黄遵宪指出，“中国士夫，好谈古治”，“喜言空谈”，“重在道德”，“以刑法为卑卑无足道”；“而泰西论者专重刑法”，“其崇尚刑法以为治国保家之具，尊之乃若圣经贤传”。究其原因，黄遵宪同意西方人所说“民智益开，则国法益详”。经过比较，黄遵宪对于“以法治国”甚为推崇，由于日本和西方国家法律严密，所以“天下无冤民，朝廷无滥狱”，[50]而这恰恰是中国迫切需要的。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完成后，曾写下了著名的《〈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诗，诗中写道：“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51]表达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日本国志》的价值，并非只体现为它是一部系统的日本历史著作，更重要的是努力为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寻求救亡振兴之道。

《日本国志》还包括《学术志》《工艺志》。在这部分，黄遵宪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科技问题，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实力、能否“富国强兵”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落后的国家，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样，一个国家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强大。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科学技术是当务之急，不可使“实学”荒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52]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愤图强”，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使国家实力得到迅速发展，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曾经辉煌，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是在近代却明显落后了，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后世士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于是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夫不复身亲，而古人之实学荒矣”。其二，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不加分析地盲目排斥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可耻”[53]。这样，随着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愈加发展，中国就愈加显得落后，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变得愈来愈大。

黄遵宪在编纂《日本国志》的同时，写有大量的诗篇，《日本杂事诗》最为著名。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不难看出，《日本杂事诗》不仅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因其与撰写《日本国志》有关，而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日本杂事诗》多有“自注”，即简短的说明，其中不乏相关历史信息的短文。《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一样，尚未正式刊印前即已有一定影响。

黄遵宪的诗作虽然与《日本国志》的内容不一样，但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感情和鲜明的民族主义精神却是一致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海外华侨华工的切身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华人对美国西部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在屈辱和困苦中生活。他曾深入到旧金山等华侨华工聚集区，尽其所能维护他们的权益。他在一首纪事诗《逐客篇》中写道：“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颛顼五千年，到此国极弱，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茫茫六合内，何处可依托。”[54]悲愤和无奈之情，溢于笔端。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问世后，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甲午战争清政府遭到惨败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部著作的价值。黄遵宪虽然是在撰写日本的国志，但是却处处呼应着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似乎是要通过对近代日本历史演变的研究，来寻求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答案。黄遵宪研究日本历史时，从来没有忘记中国，他曾经不无忧虑地说过：“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55]甲午战争表明，这一预言已经成为事实，使人们对《日本国志》更加重视。1898年2—5月，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湘学报》上，《日本国志》受到推荐，强调“欲变自强者，读此可以鉴矣”，[56]与此同时，该报还连载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以期引起人们进一步的关注。1898年2月戊戌变法前夜，光绪皇帝要求阅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不是偶然，这本著作力求做到“求真求实”，在此基础上所表现出的“经世”的目的十分清楚，这对于光绪皇帝支持维新变法，显然有直接的影响。

黄遵宪是热诚的爱国主义者，晚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借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57]他曾以杜鹃啼血、精卫衔石那样的精神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如其在诗中所言“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58]黄遵宪是个进化论者，信奉改良主义，但时代的局限并不能掩盖他爱国主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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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泽主编，桂遵义等：《中国近代史学史》（修订本）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2]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3]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4] 《海国图志》先后有50卷、60卷、100卷不同版本，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些说法还似乎矛盾。一般认为，《海国图志》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开始编撰，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完成，历时4年。又，1849年古微堂重刊《海国图志》60卷本叙文最后一段记载：“原刻仅五十卷，今增补为六十卷，道光二十七年载刻于扬州。”

[5] 《海国图志》先后有50卷、60卷、100卷不同版本，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些说法还似乎矛盾。一般认为，《海国图志》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开始编撰，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完成，历时4年。又，1849年古微堂重刊《海国图志》60卷本叙文最后一段记载：“原刻仅五十卷，今增补为六十卷，道光二十七年载刻于扬州。”

[6]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

[7] 《海国图志》主要通行的版本，有以下9种：1842年木活字本（50卷）；1844年邵阳魏氏古微堂本（50卷）；1849年邵阳魏氏古微堂重刊本（60卷）；1867年郴州陈善圻重刊本（100卷）；1868年广州重刻本（100卷）；1876年魏光焘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100卷）；1880年邵阳急当务斋镌刻本；1887年巴蜀成善堂重刊本；1895年上海积山书局刊本。

[8] 参见江子云等《万国历史汇编》，上海官书局1903年版，“序”。

[9] 魏源：《海国图志》卷52。

[10] 魏源：《海国图志》卷41。

[11]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首。

[12] 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实学》，台湾麦田出版2002年版，第197、142页。

[13]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14] 吴泽主编，桂遵义等：《中国近代史学史》（修订本）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15] 例如，明郑和下西洋的图中，曾将柯枝、古里、小葛兰作为一岛；将小爪哇与苏门答腊作为州，等等，《海国图志》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修正。

[16] 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17] 《藤花亭骈体文集》卷一《销烟钟铭并序》。

[18] 《海国四说·兰仑偶说自序》。

[19] 《瀛寰志略》主要通行的版本有：1861年日本阿阳对嵋阁刻本；1868年国内重刻本；1898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刻本。

[20] 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全称“京师同文馆”。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由恭亲王奕䜣于1861年1月奏请开办。1862年6月开课，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初设英文馆，1863年至1897年间先后增设法文﹑俄文﹑算学﹑化学﹑德文﹑天文﹑格致﹑日文等馆。招收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专学外文﹑汉文，优秀者兼学算学﹑天文﹑化学﹑格物﹑医学﹑机器制造﹑外国史地和万国公法等。1902年1月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于次年开学，仍为外国语专门学校。曾把持总税务司45年之久的赫德，对同文馆有深刻影响，他妄称自己是“同文馆之父”。梁启超对同文馆持严厉批评意见。认为它“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不事德育，不讲爱国”，使学生“不复之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类似京师同文馆这样的新式学堂，当时还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求是堂艺局（1866）、操炮学堂（1874）、福州电气学塾（1876）、天津电报学堂（1880）、广东实学馆（1880）、天津水师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天津武备学堂（1890）、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7）、昆明湖水师学堂（1888）、珲春俄文书院（1888）、刘公岛水师学堂（1890）、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江南水师学堂（1890）、北洋医学堂（1893）、烟台海军学堂（1894）等。

[21] 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291页。

[22] 陈存恭：《徐继畬事略及其〈瀛寰志略〉》，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23] 参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载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24]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华盛顿纪念碑奠基时美国向各州、世界各国征集纪念物，宁波地区的一批中国基督教信徒在传教士的提议和帮助下，赠送石碑。碑文全文如下：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该石碑长期被误认为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即清政府所赠送。例如，1998年6月，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25] 鹭江寄迹人译纂：《俄国志略》，中华印务总局1878年版。

[26] 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统计：自咸丰三年（1853）到宣统三年（1911），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类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

[27] 这些学校主要有：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校（1863）（即上海同文馆，后改名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1864），以后又有福州船政学堂、水师学堂、电报学堂等。

[28] 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三。

[29] 容闳：《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30]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1865年9月20日在上海成立。该机构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江南机器制造局除进行机械制造外，另附设有广方言馆（语言学校），翻译馆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在1868年—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除军事科技外，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在晚清的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曾著《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即《译书事略》，《格致汇编》1880年第5—8期连载），该文较详尽地介绍了江南制造局译书的缘由和特点和截至1879年已经出版和正在翻译中的主要著作。

[31] 20世纪80年代，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出版时，《三述奇》取名《随使法国记》，编者按照内容重新分卷，并给各卷加了新的书名。

[32] 1874年1月，《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改组成立。王韬为主笔，洪干甫、钱昕伯等辅助。除选刊《京报》的文章外，还设有“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该报的时论文章多为王韬所撰，1874—1884年，王韬大部分时间在报社工作，用“遁窟废民”“天南遁叟”“欧西寓公”“弢园老民”等笔名，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变法自强》《宜索归澳门改》等。此外，《论各省会或宜设新报馆》《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文章，论及日报与新闻传播等，也有较大影响。

[33]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

[34] 王韬的主要著作、译作除已经述及的之外，还有《火器略说》《西国天学源流》《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瓮牗余谈》《漫游随录》《扶桑游记》等。

[35] 王韬：《法国图说·序》，载《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36] 王韬：《扶桑游记·冈千仞跋》。

[37]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5。

[38] 王韬：《法国志略·原序》。

[39]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64页。

[40] 参见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史料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41] 参见《读西学书法》，《质学丛书》第11册，1896年。

[42] 王韬：《变法自强·下》，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二。

[43] 王韬：《法国志略·凡例》。

[44]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付刊，1895年出版。羊城富文斋初刻本，首卷有李鸿章的《禀批》、张之洞的《咨文》。后有多种版本问世，如羊城富文斋改刻本（1897）、浙江书局重刻本（1898）、汇文书局本（1898）、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1902）等。

[45]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04页。

[46]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47]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版。

[48] 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叙》，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版。

[49] 一般认为，自19世纪70年代起，达尔文的生平和事业开始介绍到中国来。1871年，中国学者华蘅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合译出版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该书介绍了勒马克（拉马克）的“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和兑而平（达尔文）的“生物能各择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变”等生物进化论学说。1873年8月21日，《申报》报道《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文章中提及的“大蕴”博士，即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的作者查理士·达尔文。

[50]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27《刑法志》。

[51]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444页。

[52]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53]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卷32《学术志》。

[54] 《人境庐诗草》。

[55] 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

[56] 《湘学报》1898年2月28日。

[57]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06页。

[58] 《人境庐诗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