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风格是比较“豪放”的，初入中原比来到自己的家还要舒服，面对着满地“白花花的银子”，再加上统治者的战略方针“烧光、杀光、抢光”，这也使得蒙古军队的士兵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民不聊生。
而普通百姓面对这群武力值爆表、行动迅捷如风的骑兵们，内心中虽然十分抗拒和抵触，充满恐惧和无助，但因无力反抗，只能保持敢怒不敢言的态度，任由他们肆意妄为。
忽必烈深知这种情况，他明白若想站稳脚跟，就必须要主动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召集了军队，明令：“禁止军队滥杀无辜，军士若有违令者，严惩不贷，杀以示众”，这一命令一发布时，很多士兵不屑一顾，而随着一个冒头草被斩杀后，诸军凛然，军纪为之焕然一新。
为了缓和蒙古骑兵征战时所面对的“誓死不降，坚决反抗”的情况，忽必烈摒弃了传统的杀戮或奴役做法，主张释放，这一举措极大地缓和了矛盾，赢得了民心。
这两道命令的发布，使得忽必烈在民众心中获得了极大的支持，一时间名仕纷纷来投奔。
光是从军队方面着手还不足以拉近各方之间的距离，忽必烈开始从农业生产上入手，他深知农业生产为立国之本，于是开始大力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在金莲川兴修水利设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得荒芜的田野重新焕发生机，粮食产量逐渐提升，为当地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基础。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普通人自古只关心吃饱与否。金莲川的老百姓在忽必烈的领导下，暂时过上了梦想中的好日子——吃饱穿暖，被当人看。
既然老百姓靠着自己的领导，手中有闲钱了，那么就势必要上税。于是，他任用熟悉汉地经济的儒士，改革赋税制度，打击贪污腐败，清理积弊，使得金莲川的财政收入趋于稳定，府库日渐充盈。
随着进攻南宋战略的制定，身处金莲川的忽必烈，也需要为筹备军粮、军费所操劳。忽必烈在日常管理中，发现了屯田制度这一妙招。1252年，他建议在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等地屯田，将邓州设立为屯田的万户府，西起襄、邓，东连清口、桃源，“构建‘敌至则战，敌退则耕’的军政合一体系，既能够保障军队的战时物资供应，也能够在闲时还地于民，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尝到甜头的忽必烈，次年又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屯田，这次针对本地缺盐的窘境，采用以盐换粮的方针，巧妙地解决了军饷难题。
这些政策的效果明显，邢州地区原本因战乱人口锐减，在张耕、刘肃等儒士治理下，不到一个月时间，户口便增加了 10倍。
河南、陕西等地在杨惟中、廉希宪等能臣的整顿下，经济得到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百姓生活渐有起色。
1252年，南宋军队攻打河南边地，蒙哥获悉后认为这是一个攻打南宋的好时机，忽必烈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行动对蒙古的潜在威胁，因此迅速采取行动，立刻请求蒙哥在河南设立经略司。蒙哥对忽必烈的请求表示赞同。
忽必烈说：“大汗，臣有紧急军情奏报。近日南宋军队频繁攻打河南边地，边境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加强河南的防御和治理，臣恳请大汗在河南设立经略司，以统筹军事与民事，确保边境安宁。”
蒙哥说：“皇弟所言极是。河南之地乃我重要防线，绝不容有失。朕即刻下令设立经略司，并需选派得力之人担任经略使。你有何合适人选推荐？”
忽必烈说：“大汗明鉴。臣认为史天泽将军勇猛善战，经验丰富，可任经略使之职；杨惟中先生谋略过人，善于治理，可辅佐史将军；赵璧先生精通汉法，可协助处理民事，三人共同担任经略使，定能胜任此任。”
蒙哥说：“好，就依你所言。即日起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河南经略使，共同负责河南的军事与民事事务。皇弟，你要密切关注河南局势，若有需要，及时奏报。”
忽必烈：“臣遵旨。臣定当竭尽全力，确保河南边境安宁，不负大汗所托。”
六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忽必烈，在曲先恼儿地方觐见了宪宗蒙哥，接受了蒙哥赋予的重要使命——率军十万征伐西南大理国。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承担的第一项重大军事征伐。
这一决策犹如一记妙招，直击南宋战略后方，为蒙古帝国的扩张蓝图添上关键一笔。同时，这一决定中也充满了蒙哥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
云南大理国，这片位于帝国西南边陲的土地，地理位置重要，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文化。然而，长久以来，云南地区一直未能完全纳入中央的统治之下，这对于帝国的统一和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此举一是为了震慑南宋朝廷，二是提醒周边蠢蠢欲动的势力，三是为了打击大理国的有生力量。忽必烈领命后，迅速筹备，调集十万大军准备征讨。
七月，远征军从漠北祃牙祭旗出发，气氛庄重而肃穆。在出征之际，忽必烈站在全军将士面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目光坚定，声音洪亮，对全军表态说：
“将士们，今日我们出征，肩负的不仅是蒙古人的荣耀，更是民族的使命。此行虽远，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奋勇向前，必能克敌制胜，凯旋而归。
我知道，前方的道路充满艰辛与挑战，但我也相信，队伍中的每一位将士都是英勇无畏、忠诚于国的蒙古勇士。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大理国，但我们的征程远不止于此。我们要用这场胜利，为蒙古帝国开疆拓土，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功伟绩。
今日，我们在这里祭旗出征，明日，我们将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出发吧，勇士们！让我们的苏鲁锭（战旗）在远方飘扬，让我们的马蹄令敌人胆寒！”
忽必烈的讲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将士，他们士气高昂，信心满满，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遵照蒙哥的旨意，全军军事由大将兀良哈·兀良合台节制管领，忽必烈负责居上统辖。
大军从漠北出发，穿越茫茫草原、险峻山川，历经艰辛，抵达大理国边境。当见到定性复杂、城防坚固的大理时，忽必烈的卓越军事才能得到了全面的施展。
他下令兵分三路，由兀良合台率西路军作为先锋，沿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迂回包抄，一路招降部落，直逼大理北境重镇丽江；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取道川西古隘道，牵制敌军；忽必烈亲率中路军，循大渡河西岸草原南下，虽路途艰险，“舍骑徒步”，但凭借坚毅不拔的意志挺进。
此次历史大进军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蒙古与汉族将士并肩作战，更是一次民族融合的壮举。
由于四川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南宋牢牢控制，蒙古军队无法直接通过，只能被迫选择吐蕃东部等人迹罕至的地区作为行军路线。这条道路充满了未知与艰险，对于蒙古大军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军在行进过程中，时常遭遇崎岖的山路和险峻的地形。特别是当他们经过雪山时，山路盘旋曲折，陡峭难行，所有人都必须徒步前行，马匹和辎重只能由专人艰难地搬运。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将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忽必烈在此次行军中，也与将士们同甘共苦，由于他患有足疾，行走极为不便，不得不由随从郑鼎等人背负前行。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走在队伍的前列，鼓舞士气，为全军将士树立了榜样。
十月，大军终于渡过了大渡河，这是他们进入四川的关键一步。在山谷中行进二千余里后，忽必烈率领精锐骑兵行进于前，为全军开路。
大理国君本来还寄希望于金沙江这一天然的防线，但杀伐心果断的忽必烈望着滔滔江水，果断下令军队乘革囊和木筏渡江，出其不意地突破大理防线。
渡过金沙江后，便迅速展开攻势，对大理境内的众多砦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充分利用兵力优势和战术灵活性，采取分兵合击、多路进攻的战术，成功地攻下了这些据点。
十二月的寒风凛冽，但忽必烈的军队却如一团烈火，逼近了大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