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野鸭》：在自疑自审中开辟新的艺术道路

1884年9月2日，易卜生写信给他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海格尔（Frederik Hegel）说：“在几个方面，这部新剧在我的戏剧作品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它的构思与方法有多处与我以前的剧作不同。对此我目前不想解释太多。我希望批评家们能够发现那些隐示的要点；不过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找到一些话题来争论、来解释。此外，我想《野鸭》很可能把我们中间一些年轻剧作家引上一条新的创作道路；这一前景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结果来期待的。”[1]诚如所说，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于这部戏剧的确是争论不已；而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即《野鸭》究竟开辟了一条怎样的新道路，则更是众说纷纭。

在我国，不少学者认为《野鸭》标志着易卜生从现实主义转向了象征主义。在西方，萧伯纳认为，《野鸭》表明，“易卜生抛开了市侩意识而转向描写死人，准备揭露那些经过精选的灵魂，从那些把自身理想化的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开刀”[2]。罗纳德·格雷认为：“《野鸭》确实引进了一种新的戏剧。在这种新戏剧中，象征主义比易卜生从前的任何作品中都更重要。在他此剧以前，象征主义只是偶尔出现。博尼克的漏船，娜拉的伪造签字，欧士华的病，斯多克芒的排水管至少都有比喻的价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戏剧使得象征如此重要，像野鸭那样与剧中所有人物的生活如此相关。”[3]哈罗德·克勒曼认为：“《野鸭》标志着易卜生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我指的不是他越来越多地借助‘象征主义’，而是他的自我辩驳的成分在后来的剧作中越来越明显了。”[4]比约恩·海默尔认为，“《野鸭》表明易卜生已经转变方向，并且放弃了自己以前对真理和自由的解放力量和信念；……表明易卜生已经对于生存是一个何等复杂的问题赢得了新的、令人忧心的洞察力。”[5]布莱恩·约翰斯顿认为，“《野鸭》是现代现实主义悲喜剧的一个典范。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该剧隐含有一种基督教原型，这种原型隐喻性地扩大了这个现实主义家庭剧的蕴涵”[6]。这些观点各有根据，对笔者也很有启发。

经过长期研读、思考，笔者认为《野鸭》的拓新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首先，在探索向度上，该剧从探讨社会问题转向自我审视与存在之思，尤其是对人内在的本性、对人在世生存本源性的自欺结构进行深度反思，并在这一背景下思考存在的意义与艺术家的作用，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创作方法上，作家独辟蹊径，以某种复合性的、双管齐下的思维在一部戏剧中套另一部戏剧，在一个现实性的、描写普通人矛盾纠葛的戏剧故事中上演另一部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表现艺术家内在焦虑与自我怀疑的戏剧。这使得《野鸭》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复象景观，成为一部具有多重意象世界、多个反思层次的复象戏剧；这些“新质”在易卜生晚期戏剧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在其身后的现代戏剧中亦流脉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