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座钟的铜摆锤在月光里摇晃，当第十二声钟鸣撞碎夜的寂静时，我终于在五斗橱最深处的病历本里，翻出了那张泛黄的电影票根。1997年12月31日，哈尔滨亚细亚影城，《泰坦尼克号》的末场。座位号“9排17座“被水渍晕染成一团淡蓝，像极了那年冬天，沈淮站在松花江冰面上时，围巾被风吹起的弧度。
国营纺织厂的筒子楼永远泛着潮气，六楼那间十二平米的小屋，是我和沈淮在零下三十度的哈尔滨唯一的暖巢。铁架床上挂着我用废报纸糊的防风帘，暖气总是在凌晨三点罢工，沈淮就把自己裹成粽子，抱着热水袋替我暖画笔。“林夏，“他的军大衣蹭过我画布边缘的雪山，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凝成冰花，“等松花江大桥通车，我带你去看真正的大海，那儿的浪比纺织厂的纱锭还高。“
他的建筑图纸铺满了折叠桌，边角画满了歪歪扭扭的海鸥。有次我趁他打盹，用钴蓝色丙烯在某只海鸥翅膀上点了颗星，他发现后非但没生气，反而在旁边写：“林夏的星星海鸥，会带我们飞离这里。“我们分食着冻得邦硬的列巴，就着暖气片上烤的橘子，听楼下锅炉房传来规律的轰鸣。那时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像窗外的雪一样，永远下不完。
变故发生在腊月廿九。那天沈淮照常去工地监工，我在屋里调制新的丙烯颜料，计划着用钛白和钴蓝调出北冰洋的颜色。傍晚突然下起罕见的暴雪，我抱着热水袋在窗口等他，直到时针划过七点，才看见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楼前的雪堆。“手冻麻了，握不住筷子。“他笑着晃了晃发紫的手指，却在脱外套时，咳出的血珠落在我新画的海鸥翅膀上。
病历本上的字迹像被风吹散的雪：“肺癌晚期，建议保守治疗。“我在医院走廊狂奔时，白大褂的下摆扫过候诊椅上的积雪。急诊室的门开开合合，消毒水的气味混着他围巾上的樟脑味，刺得眼睛生疼。“林夏，“他攥住我冻得发抖的手，指尖的温度比吊瓶里的药水更凉，“别回头，往前跑。“我想告诉他，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守着他，守着我们的海鸥和大海。可等我买完热粥回来，病床上只剩下半块融化的橘子糖，糖纸皱巴巴的，像他每次画错图纸时揉成的纸团。
纺织厂的黑板报上，沈淮的名字被用红笔圈起来，写着“擅自离职，永不录用“。我抱着他的图纸站在松花江畔，冰面下的水流声像某种古老的呜咽。有人说在深圳的建筑工地见过他，穿着磨破的劳保鞋，在三十七度的烈日下测绘，咳嗽时会偷偷躲到楼梯间；也有人说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见过他，怀里抱着用塑料布裹紧的图纸，嘴唇白得像车厢里的霜。我给他写过三十七封信，每封都贴着海鸥邮票，却统统盖着“查无此人“的退件章。
我留在了哈尔滨，成了美术学院的代课老师。每个冬天，我都会在画室的大玻璃上画海鸥，颜料里掺着从松花江捞起的碎冰。学生们说我的画总是带着寒气，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每只海鸥的眼睛里，都藏着1997年冬夜的雪。2003年非典肆虐时，我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是半本建筑年鉴，扉页上用铅笔写着：“海南的椰子树比海鸥高。“笔迹力透纸背，最后那个句号洇开小片墨渍，像他当年咳在我画布上的血。
去年秋天，纺织厂筒子楼终于要拆迁。我蹲在积灰的老屋里，用螺丝刀撬开沈淮当年的抽屉，铁锈簌簌落在蓝白格子桌布上。图纸间掉出个红绸布包，里面是枚生锈的海鸥胸针，翅膀内侧刻着极小的“SH“——沈淮的缩写。窗外的雪突然下得急了，挖掘机的轰鸣混着记忆里的暴雪，恍惚间看见二十三岁的沈淮，呵着白气从雪地里走来，手里举着烤得焦香的红薯：“林夏，等春天来了，候鸟就会带我们回家。“
如今我站在新建的松花江大桥上，桥下的冰面早已融化，波光里浮着几只真正的海鸥。它们从遥远的南方飞来，翅膀掠过我鬓角的白发。手机里播放着《我心永恒》的钢琴曲，旋律混着江风，把那年未说完的誓言吹得很远很远。原来有些候鸟，永远停在了迁徙的路上，而有些等待，早已在岁月的冰层下，结成了透明的琥珀。
老座钟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我把电影票根夹回病历本，扉页上沈淮的签名已经褪色，但“林夏“两个字旁边，还留着他画的小海鸥。窗外的雪还在下，我裹紧他当年的军大衣，忽然听见远处传来汽笛声——那是开往南方的列车，正载着无数人的春天，缓缓驶过这座被雪覆盖的城市。